毛泽东传(114)_特里尔

一一四

　　这两个人的世界观有分歧。刘少奇并不像毛泽东那样看重农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他像一个天主教徒一样虔诚地信仰党的权威，而不像毛泽东那样时常请群众对党提出批评。在经济发展上，他喜欢按部就班，而不是像毛泽东那样喜欢波浪式前进。

　　刘少奇缺乏毛泽东的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思想，他不像毛泽东那样对中苏关系恶化无所谓。一些在毛泽东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国际主义名词，刘少奇会顺口而出，例如：“中国共产党是世界共产党的一个优秀支部。”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任何东西都不应称为一个“支部”。

　　刘少奇与毛泽东最大的不同是，他没有丝毫的“猴气”。他与毛泽东看问题的奇特角度大相径庭。他也不像毛泽东那样津津乐道于生活是永恒的变动之流。

　　在刘少奇看来，历史是一架上升的电梯。在毛泽东看来，历史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对刘少奇来说，社会主义是一门科学，必须用理性的步伐去追求。毛泽东则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道德，并不归属于某一个最终的胜利。

　　然而，这些分歧并没有影响他们俩的密切合作并取得巨大成功。毛泽东在讲话中时常亲切地称刘为“少奇”，而在称其他同事时他很少只用名而不用姓。毛泽东只是在搞“文化大革命”时才不能容忍刘少奇。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裂在非斯大林化期间开始公开化。来自莫斯科的震荡过去以后，毛泽东终于作出了反应。他决心找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哪怕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刘少奇的教条与保守使得他无法领悟这位猴王的变化。

　　回想起自己当年之所以反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攻击，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受到损害的不仅仅是斯大林本人的名声，而且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威信。

　　刘少奇的所作所为也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并且他的名声也很难与他曾积极从事的运动分开。

　　但毛泽东此时已失去了团体观念。‘他再也不像以前那样顾及这座威严的大厦了，而刘少奇是这座大厦的主要支柱。

　　在政治领域，某些特殊问题常常会加剧一般的分歧。在60年代初期，刘少奇不同意毛泽东无节制地援助和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斗争”。两个人的彻底决裂则始于怎样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过，如果不在这类问题上产生分歧，肯定会在其他方面产生分歧。

　　刘少奇显得倔强。如果他能像周恩来那样有柳条般的柔性，这场分裂或许能够避免。1966年4月下旬会见阿尔巴尼亚的客人时，毛泽东大谈他的新的冒险计划，刘少奇则对“文化大革命”不置一词，甚至连“毛”也没有提到。

　　刘少奇采取的最激烈的对抗措施是他想利用组织手段来制止毛泽东，他试图召开一次中央全会来纠正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但是.1966年不是党的准则能起作用的时节。

　　毛泽东刚刚贴出自己的大字报，就发现事情有异。他也承认这一点。他可能喜欢这种混乱，他在1966年8月曾说要让这种混乱持续下去。然而，无论是他，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希望因混乱造成伤亡和破坏。

　　“运动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毛泽东在10月举行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承认，“所以你们有怨言，也是难怪的。”

　　从1966年冬到1967年，“文化大革命”只是忙于应付那些出人意料的突变事件。毛泽东对这些事件无法预料，它犹如闪电劈树。1968年到来时，用军事术语来说，“文化大革命”已成了解围战。

　　毛泽东的变化越来越大，已成为反左派人士。1965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拉开序幕时，他意在反对那些“遇到新问题的老干部”（“走资派”的代用词）。

　　从1967年开始，“文化大革命”的下一阶段主要是反对年轻的政治捣乱分子（极左派的代用词），他们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风向已变。尽管《人民口报》还在鼓动造反，但字里行间却是告诫学生要遵守法律和秩序。在1968年10月刘少奇被正式打倒。

　　根据流亡莫斯科的王明的回忆，毛泽东经常告诉他的同事，通过延安整风，他结交了“几个亲密的并肩战斗的战友”：刘少奇、陈伯达、胡乔木、高岗、陆定一、彭真和周扬。除高岗在50年代被打倒之外，其余的人都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

　　毛泽东的焦虑所在已由刘少奇的错误转向那些“红小鬼”的过失，他们打倒了刘少奇，要“立刻实行共产主义”。这一转折点始于上海。上海几个好战的极左分子“夺了权”。

　　他们仿照1871年法国建立的乌托邦巴黎公社，宣布建立“上海公社”。毛泽东没有同意。

　　1967年2月，他召见了上海的两个“文化大革命”领导人：张春桥和姚文元。张春桥原是报人，他的发迹全赖毛泽东一手提拔。长着娃娃脸的姚文元是御用宣传员，是他写了那篇《海瑞罢官》的剧评。

　　毛泽东几乎有点迫不及待，张、姚的飞机刚从上海起飞，他就不断地问自己的秘书飞机是否已经到达北京机场。伟大领袖亲自将这两位煽动暴乱者迎进他的总部。

　　他泼这两人的冷水。无政府主义一定要杜绝，他说，一个组织必须得有人负责。

　　上海的“左”派们引用了毛泽东在“五四”时期的言论。当年，年轻的毛泽东曾大声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毛泽东叫他们不要再引用那些话了。他自言自语地说，就连他自己也“记不清”当时是否讲了那些话。

　　至于“上海公社”，毛泽东断然否定。如果全国各城市都建立公社，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字是否也要改一下呢？其他国家会承认一个“中华人民公社”吗？

　　张、姚回到上海，马上给已经白热化的“文化大革命”降温。上海公社只维持了19天。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