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113)_特里尔

一一三

　　他的活动总部不再在菊香书屋，成套设备已搬至游泳池。在中南海，到“游泳池”意味着去见毛泽东。生活在游泳池，是因毛泽东喜欢游泳。通过水能赎回生命中的某些东西，跳入水中意味着洗净既已存在的东西以获得身体的新生。当年老的毛泽东生活在游泳池时，他穿上游泳衣，这可能有助于他更有青春活力以预防死的到来。这也部分使毛泽东回到乡村文化养育的世界（沿此道路以保持军事美德、反对知胜主义）。还是孩童时代，毛泽东就在父亲的保护下在池塘中学会了游泳。作为老者，他用游泳来控制他的生活。他的意愿就是游泳，甚至危险、威胁，还有他的下属的惊心，都不过是他政治解决手段的一个符号。

　　1967年初，到处是暴力、动荡和仇视的气氛，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丧生。然而毛泽东曾在2月份对阿尔巴尼亚的客人宣称，他比一年前更乐观。

　　毛泽东是在给中国进行高级疗法？还是在通过你死我活的战斗来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最大可能是前者。

　　然而，毛泽东发现自己被忽视已超出了他所能容忍的极限。

　　他抱怨：邓小平做事从不找我商量。他不想让这位党的总书记变得如此独立。

　　自1962年开始，毛泽东提出了继续发扬中国革命精神的新观点。这些观点是关于继续坚持阶级斗争，如何处理文化和经济体制的关系及怎样对待来自苏联的威胁。

　　“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混乱，至少也影响了中国一些核科学家的情绪。钱学森在‘丈化大革命”期间很少与他的美国同事通信。他寄给加州技术学院一位系主任的一张圣诞贺卡，上面画有一枝梅花的国画。钱学森在梅花旁边用清秀的英语写道：“逆晚中盛开的花”。

　　正像毛泽东对斯诺所说的那样，他已决定让刘少奇“下台”。

　　当然，他在向比刘少奇和邓小平更大、更模糊的敌人开战。

　　在他的社会主义存在着长期斗争的观点指引下，他正在把社会主义现实当作日益滋生官僚主义的土壤来处置。

　　他无力面对他所创立的政权中出现的某些冷酷严峻的事实，于是就创造出许多奇谈怪论来为工作中的失误进行辩解。主要幻想就是对60年代中国的阶级斗争作用的夸大。

　　毛泽东向几位阿尔巴尼亚的军界客人解释了他对“走资派”的定义：他们在解放前曾投身于阶级斗争，可是1949年后，生活环境变了，就忘记了斗争。毛泽东的解释一针见血。

　　毛泽东对“走资派”的分析确实符合逻辑：“不妨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毫无疑问，毛泽东意在嘲讽。不过这句话的确道出了“走资派”这个新杜撰出来的名词的实质。

　　“文化大革命”并不只是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学生是草根阶层，像排列在一起的木偶，由幕后操纵者导演，彼此厮杀，而那些操纵者们之间的斗争亦非真刀真枪。

　　1966年仲夏，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万人学生大会，以听取在他外出期间刘少奇和他的朋友向学校派工作组的解散问题。

　　毛泽东本来未打算出席会议，但在最后一刻他还是出席了，站在离主席台不远的幕后。刘少奇对群众作了一个既定的检查，说他自己和邓小平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与他的同事坐在一起，毛泽东从鼻子里哼出一声，“老反革命还差不多！”由于一时冲动，毛泽东决定将主席台后面的幕布拉开。他走了出来接见万名学生。当他环主席台一周时，“毛主席万岁”的口号随同掌声响起。他默无一语，也未看刘少奇、邓小平一眼，像没有看到他们在场一样。他们两人留在主席台上，嘴巴半张地盯着。

　　毛泽东并没有立即罢免刘少奇和邓小平或把他们关起来，也很少攻击他们。过了好几个月他才开始对他们施加压力。而刘少奇和邓小平对此作出的反应又不尽相同。邓小平曾一度在某种程度上跟随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刘少奇则固执己见不愿放弃自尊，宁可被打倒，也不去拥戴他认为是错误的思想。

　　毛泽东并不打算把中国交给红卫兵。他意在唤起并锻炼中国青年，而不是与他们共掌大权。所以“夺权”仅仅是个幌子。要说这场运动是对一些右倾分子的清洗没错，如果说它是在造就新的政治体制则是无稽之谈。

　　1967年初的一天，毛泽东问周恩来夺权运动进展得如何。周恩来回答说：“在一些单位，被一派夺了权后，另一派又去夺，就这样夺来夺去。”刚周恩来巧妙地不直接点明这种全国性的荒唐的现象。确实，政权正在遭受频繁的易主之苦。

　　与此同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真正的掌权者——坐在办公室里接收那些经常轮换的掌权者们的报告。这些人像是在进行一场足球赛。

　　毛泽东对江青攻击陶铸和其他领导人的照片事件感到气愤，他当江青的面指斥道：“你的思想错了，你无能为力，你眼高手低，你无所事事——去打倒陶铸！”这时候，同江青一起工作的陈伯达也感到绝望，他对王力说，他因此事打算自杀。他曾经读过一本书，书中说列宁说过一个共产党人应被允许自杀。王力力劝他将这话告诉周恩来，陈伯达听从了。数小时后，在钓鱼台14号的会议上，总理劝导陈伯达不要自杀。毛泽东亦时时防护着他的妻子以及陈伯达这位亲密的支持者。根据王力的提议，毛泽东对两个主要的左派作了重新部署，把张春桥和宣传工作者姚文元从上海调来北京，以便核查江青和陈伯达的工作。

　　一幅惊人的照片贴在人民日报社大楼的布告栏中。这是三个人出席1966年国庆的照片。毛泽东在左边，孙中山的遗婿在右边，而中间是刘少奇！

　　一群人带着负罪般的震惊观看着这幅照片。照片在中国政治中极有威力，它似乎能使人上天堂人地狱。在这种场合公开出现的刘少奇的照片非同寻常。毛泽东应该站在中间啊！立刻，《人民日报》的总编就失去了职位。他是刘少奇的支持者，企图用照片的力量来挽救位置不稳的国家主席。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工作了近45年。他们都是湖南人，彼此完全可以听懂乡音。

　　张国焘对刘少奇的评论很典型。他记起20年代的刘少奇是一个‘身材修长，清瘦，面色苍白的青年”，还有人发现刘少奇是一个“沉默寡言并略欠青年人朝气的人”。和张国焘一样，刘少奇注重“行动和实践”，而不是“思想和理论”。张国焘记起刘少奇有一次谈到时毛泽东的看法时说：“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缺乏逻辑性，在选择方法时显得固执，不加区别，并缺乏自我修养〔见《刘少奇全集》，香港，罗德岛大学张国燕作了序言〕

　　刘少奇在第七次党代会上提出并把毛泽东确立为伟大的领袖和思想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刘少奇想把毛泽东从第一的位置上拉下来。的确，刘少奇把毛泽东视为党的主席，而不是视为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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