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111)_特里尔

一一一

　　毛泽东在1966年3月对政治局的一位同事说：“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各地都要有孙悟空大闹天宫。”

　　毛泽东——以及北京——在年底之前就变出了这些小“孙悟空”们。

　　毛泽东在早年总是将猴子当作反面形象来用，如将其比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法西斯分子。但从50年代后期起，他又把它当成了正面人物形象。孙猴王的大胆、顽皮、傲视一切和伟大的抱负正适合毛泽东的心态。1966年，毛泽东把这一充满想像的思想推向高潮，宣称革命者和孙猴王属同一类型。

　　到1966年年中，毛泽东已作好复出的准备并在公开场合露面。他握有孙猴王那样的奇异法术。

　　毛泽东接见了可信赖的阿尔巴尼亚总理，想借此让中国知道他还活着，但并不想暴露行踪。然后，他又想显示一下自己的身体活力，于是来到武汉，在电视摄像机前畅游了长江。“那天的江水好像也在笑”，官方新闻媒体说。

　　毛泽东1966年7月返回北京。

　　毛泽东在思考中国的未来时说：“我们需要一批立场坚定的青年人来接替我们的工作，他们文化程度不怎么高，意志坚强，有政治经验。

　　他自己的经历就是他的指南。他说：“我们开始闹革命时也不过是二十多岁的娃娃。那时的当权者，是老年人，有经验。论知识他们多，论真理我们多。

　　“文化大革命”把这一思想付诸演习。年轻人可能不受旧传统的影响，他们所受的全是新中国的教育，没有被中国以外的观点影响。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他们是地道的新中国的产品，不是已证明他们的“真理多”吗？

　　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是要实现“百花齐放”未能奏效的事情：只能有一种道德观念存在。

　　从另一方面看，“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对他以前的各种尝试的诀别。毛泽东希望青年们的“政治经验”要从反对党的斗争中去获得。

　　这种博弈亦源于1956年至1957年的震动。那时，毛泽东对已确立的马列主义学说失去了信仰。自那以后，真理和党的威信在他的思想中被分开了，乃至他在1966年坚信可以不通过党的权威去确立真理。

　　“大跃进”时，毛泽东相信党就是一种工具；“文化大革命”时，他失去了这种信仰，他号召红小鬼去攻击党。毛泽东强调红卫兵“造反有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放手发动他们去“砸烂旧世界”。

　　红卫兵首先攻击的目标是文化领域。他们砸庙宇，抄知识分子、资本家和地主的家，意在寻出一些“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东西来。太阳镜在第一个查禁之列，国际象棋因与苏联人关系密切而被列为第二项。除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外，几乎所有的书都在查禁之列。焚书时燃起的熊熊火焰煞是好看。

　　如果说红卫兵像笃信宗教的狂热者，那么是毛泽东亲手播下了恰当的教义。他的思想路线乃是千百年来基督徒们所信奉的蔑言：“为爱上帝，从心所欲。”只要一个人的心正，他的善行就如水顺坡流淌而下。

　　毛泽东在1966年对马克思主义用了类似的手法。他把“造反”置于中心，而新教主义者是将“爱”放在中心。在1966年至1967年间，毛泽东相信如果年轻人有造反精神，他们的行为对中国将会大有好处。

　　红卫兵在造反中得到自我满足自有其原因。他们是被忽视的一代，突然有了一种被人发现的意识。他们上了高中，但被撩拨起来的希望不能得到满足，既没有大学可进，也没有城市工作留给他们。

　　这一代人绝没有机会无拘无束地生活，现在终归可以发泄了。高中的学生，就是把资本主义摆在面前，他们也不一定认得出来，却指责那些和资本主义战斗过几十年的老革命者是资本主义的黑爪牙。

　　一群红卫兵深更半夜冲进彭真的家里，打开了他卧室里的灯，命令这位北京市市长下床接受批判。这些年轻的狂热者们在一个报告中写道：“彭真吓得脸色蜡黄，甚至连衣服都穿不好。”

　　红卫兵献身于毛泽东犹如信徒们对待先知一样，很多人都是真诚地献身。但是，一个17岁的中学生是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意图的。对他或她来说，批斗那些“黑帮分子”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乘专列到北京见毛主席并“参加革命”，使他们树立了自信心。简单模仿行为远远超出了这些话的含义。

　　一个偷渡到香港的广东青年后来回忆：“中央老是敦促我们带上毛主席语录，一有时间就学习。我们却带着扑克牌，一有时间就玩。

　　尽管红卫兵们觉得对毛泽东思想掌握有限，但他们还是吃惊于农民对毛泽东思想的无知。

　　一个红卫兵谈起了他在福建山区与一个农妇的对话：“问她天上有什么？她说，毛主席在天上，他每时每刻地看着所有的人。他晓得哪个人不好好劳动，还惩处那些懒人。”这可能是源自毛泽东的“警惕阶级敌人”的号召。

　　那个红卫兵接着说：“我问她除中国之外世界上还有没有别的国家，她摇了摇头。我问她是否知道地球是圆的，她摇了摇头。”这位毛泽东的新世纪的使者最后说：“最后，我也只好和她一起摇头。”

　　在中国农村建立新社会不是件容易的事。

　　毛泽东似乎忘记了学生们动机庞杂、多变的政治意识和管理7亿人口的国家的政治领袖意识的区别。

　　笔和枪是毛泽东惯用的工具。他回到北京之前则要加强护卫的部队调到该城，虽然他一到家就拿起了笔。

　　他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为“炮打司令部”。据说，“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在中央，所以必须攻破中央。他把大字报拿到中央委员会办公大楼并把它挂在里面的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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