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93)_特里尔

九三

　　第十四章修补体制（1958-1959）

　　“到1957年，他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位在50年代早期就认识毛泽东的缅甸人后来回忆说，“他愈益静坐沉思，显出老相，且行动迟缓。”他们二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交谈，“毛泽东的眼睛望着远方，他在回忆朝鲜战争……

　　度过艰难的1957年，毛泽东自莫斯科回来后，就把希望寄托在1958年的大跃进上。

　　他把5亿农民赶进了2.4万个人民公社的集体生活之中。他不仅想使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倍，而且试图改造人们的灵魂。他要让中国人民相信，革命并不是像其本身所表现出来的，是来自上面的一种压力形式，而是人们发自道德选择的绚丽花朵。

　　他在1月份北京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我在北京住久了，就觉得脑子空了，一出北京，又有了东西。”

　　带着沉着挑战的心情，毛泽东南下到了南宁。他在邕江里游泳（邕江流经南宁），在南湖公园的兰花丛中漫步。他感到自己接触了真正的中国。

　　在南宁的一次会议上谈到长期存在的官僚作风时，他怒不可遏：“这个问题我讲过一万次了，但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不管怎么说，我还有点资历吧，有些事应该给我打个招呼吧。”他怒气冲冲地提到另一个问题。

　　他对作经济计划的专家说：“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不准备看。他对官僚机构的效率低下很不满，他希望下边有更多的能动性。

　　拆除城墙是好事，毛泽东以挑衅的口吻对一位高级知识分子说，这位知识分子看到北京的城墙被破坏，痛哭流泪。拆牌楼是好事，毛泽东固执地高声说。很明显，他不只是要拆除几座旧城墙，他是在与他认为不合时宜的世界观作斗争。

　　毛泽东用水来形象地比喻大跃进。他在一次谈到要清除党内的宗派等级思想时说：“脸是天天都要洗的。”他说，对那些变得傲慢自大的官员，“要浇上一盆冷水”。他还说到了“细菌”和“洗掉”积满的灰尘。

　　他自己就下过水。他7次在武汉的长江水中游泳，而且每次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畅游。激流是一种挑战，而水可使人的皮肤光洁。1957年，毛泽东感到烦躁不安，像一个好长时间没有洗澡的人。到1958年，解脱的机会来了，毛泽东跃入水中尽情洗浴。

　　50年代后期的毛泽东一直不停地琢磨谁和他站在一起，谁想反对他。他发现在他的花园中毒草的数目远远地超过了强行种植的鲜花，便不能容忍。他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人赞成社会主义，我正在和地方上的同志摸这个底。”

　　对毛泽东来说，1958年从1956年就开始了。“百花齐放”的口号令人失望，知识分子使毛泽东情绪低落。现在，他只信任那些未受过正规训练的社会阶层的能力。

　　毛泽东在北京的一次政府规划会议上说：“青年人不压迫老年人，老年人不会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多都是年老的，是1949年以前社会遗留下来的。正处在上升时期的年轻人更单纯，对新的社会秩序更充满热情。

　　这位来自韶山的人总结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

　　在一定程度上说，毛泽东自1958年以来所做的一切，都可以在他早年没有实现的理想中找到根源。同时毛泽东也不满于苏联的道路，不满于当时的中国对苏联的效仿。毛泽东还开始了与幻影的斗争，因为新中国已经出现的东西和他希望出现的东西之间存在着差距。

　　毛泽东之所以要对体制进行修补，还有一个根本原因——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终有一天要死去。

　　“就像养猪一样，”这位农家子在谈到“大跃进”时说，“骨架在头四个月就定型了。“大跃进”的目的就是“建造这种骨架”。

　　“大跃进”实际上是一种发展的思想，但它不是清晰、一致同意和具体详细的发展计划。

　　极为矛盾的是，毛泽东这位“五四”精神的产儿，在“大跃进”期间创造了一种近乎宗教色彩的气氛。“敢叫日月换新天”，“改天换地”，这类口号广为流传。当工人们被迫通宵待在工厂以完成过高的定额时，他们看到墙上有这样一条标语：“一夜赛千年”。这很天真，但也极具感染力。甚至连监狱中的犯人也被触及到了。一位在“大跃进”期间服刑的犯人（后来离开中国）回忆说，他妻子给他写信说，为了支持大炼钢铁，她已把他们结婚时的铁床献给了国家。

　　在同一所监狱，犯人们积极参加消灭苍蝇的运动。监狱给每个犯人的定额是一天要打死50只苍蝇，超额完成数可以累积起来或用来换香烟。

　　毛泽东的情绪也被“大跃进”的热潮提了起来。尽管他的一些同事很保守，尽管后来很多中国人为自己的虔诚努力被摆布而不满.毛泽东本人则因1958年的新政策而意气风发。

　　毛泽东想起了他最近与莫斯科进行的核武器问题谈判，他形象地比喻说：“我们国家像一颗原子弹，一旦爆炸，就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我们能够做到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

　　他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也拍打苍蝇。在杭州，他夜间在别墅外的小路上散步时，也要追赶偶尔飞过的蚊子。他为自己没有打死过老鼠感到遗憾（老鼠也是四害之一）。他把自己与中国几千年前的孔圣人相比，“几千年来，包括孔夫子在内都没有搞过除四害，”毛泽东的头脑随着统计上的估计而膨胀着。

　　10个月的时间建成了人民大会堂（在苏联专家认为这个设想不可能完成之后），这难道不说明共产主义精神已经在中国出现吗？12000名建设者每天干12个小时的活，而不是标准的8个小时。毛泽东在谈到这些人时说：“他们需要物质刺激吗？他们需要额外的报酬吗？他们不需要，他们不需要那些东西。”这种从社会主义道德向共产主义道德过渡的速度，使毛泽东非常激动。他宣称：“这不只是‘按劳分配’的问题，其中还有列宁的‘共产主义星期六’的伟大思想。

　　一天晚上，毛泽东在访问了几家工厂归来后，被工人们的冲天干劲所鼓舞，他挥毫抄写了一首感情充沛的诗用以赞扬工农阶级的风发意气，也表达了对组织工作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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