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84)_特里尔

八四

　　新年贴出的春联也换上了新内容。以前春联的内容是美德和富裕，现在你要贴上实现五年计划的标语。从传遍千家万户的喇叭中传出来的也是新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是听到最多的口号之一。

　　走进每一节火车厢，都可以听到女播音员清脆的声音：“我们就要到达北京了，那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播音员们把播放唱片音乐和启发式宣传的职责结合起来，她们刺耳的声音使新中国保持思想上的警觉。

　　他们果真如此吗？主要问题是社会性的而不是思想观念上的。人民以建设者的姿态共同做对中国非常重要的工作，至于每个人内心里究竟怎样想，毛主席很快就发现他自己也不了解。

　　毛泽东让中国寻求一种单一的世界观。他喜欢听解放军军官为士兵洗袜子、内衣裤一类的事，以显示差别已随风而去。在这种姿态拍打下他的时代开始了，在一个幅员辽阔、等级意识强、相当看重物质的社会它绝不会真正达到制度化。然而将军自己洗袜子的可能性确实存在，这是容忍落后，激起人民去努力使中国成为一片更好的净土。如果没有这种带有偶然性的姿态，中国不见得会更好一些。

　　在50年代，毛泽东的中国是比斯大林的苏联更为自在、更少愤世嫉俗的地方。大多数人似乎具有工作的精神而不是把眼睛盯着钟点。他们似乎可以在公园或在家中放松一下，社会主义不会削弱中国厨师的奉献。

　　另一方面，毛泽东并没有打破中国人由来已久的自得其乐的思想。他没有激励他的人民去探讨中国以外的事情。中国就是他们的世界，他们的视野是这样的狭小。

　　毛泽东的中国像是一个大家庭。他要求人民要像过去尊重宗族关系那样，建立并尊重新型的同志式的亲密关系。当听说他的儿子战死在朝鲜战场上时，他所说的话反映了这一点。噩耗传来，他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沉默了好久才说：“没有牺牲就没有胜利。牺牲我的儿子和牺牲别人的儿子是一样的。

　　诸如此类的关系在中国并不新奇。在汉语中，“大家庭”是指“所有的人”。古代的君臣关系如同父子关系。县官被称为“父母官”。任何人都不是真正独立的个体。包办他人的事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

　　这样，法律的作用就很小。父母从来不通过法律来解决与子女的纠纷，子女也没有诉诸法律的自主权。

　　毛泽东的中国就是这样。如同在旧中国的家庭里孩子有一种安全感一样，在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也有这种感觉。在过去，如果父亲指责孩子有错误行为，孩子没有权利为自己辩护或要求公众裁决。毛泽东的公民也是如此。父亲对子女是恩威并重，毛泽东的权力也是与其思想的威望密不可分的。团结合作的大家庭而非有限公司，正是毛泽东的目标所在。

　　这一事实能说明毛泽东与中国存在着对抗吗？很难这样说，至少目前还不是。

　　毛泽东夺取政权的方式是从本国实际出发的。他脱去了马克思主义身上的西装，并给它穿上中国的长袍。他像农民起义者一样上山打游击，而不是像列宁占领圣？彼得堡的十月革命那样去攻占上海。他的奋斗目标也是从中国传统中采撷而来的。他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国家就是实现大同世界。

　　他同宗教没有太大的斗争。卡斯特罗要反宗教，波兰人要反宗教，甚至苏联在某种程度上也要反宗教。在中国，对另一个世界景观的向往要比天主教的古巴和波兰以及东正教的俄国更淡漠。

　　毛泽东将自己融人中国的精神传统就如戴手套一样方便。孔子不相信有上帝其人，毛泽东也没有废黝什么东西。孔子相信宇宙有其内在的规律性，毛泽东也是如此。

　　对于毛泽东主义者来说，道义上的真理受制于自然秩序，这与清朝达官有共同之处。

　　然而，毛泽东的确同中国——同两个中国发生了冲突。例如，在这一文明中，极少有过靠社会纽带紧紧维系在一起的如此强大的国家政权。毛泽东的政权用法规来管理人民，这只有在2200年前的秦始皇朝代能够这样，秦始皇以后的朝代很少如此。

　　他用中国的法家传统、依靠管理法令而不是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公德思想把中国治理得井井有条。

　　毛泽东甚至还与他自己创立的新中国相矛盾。作为一个新法家，他使中国从束缚和神秘中获取了自由。这些束缚和神秘就是：家族压迫、对天的敬畏、极端的地方观念。但他又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整体主义者，他要把亿万中国人按照一种新的方案结合起来。他的新国家已开始培养现代公民，但要多长时间这些公民才能跳出受前现代社会影响很深的毛泽东的体制呢？

　　这仍是未来的危机之所在。

　　尼赫鲁来了，这是一次重要的访问。因为印度对毛泽东来说很重要，尼赫鲁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尼赫鲁不像大多数印度人那样令人难以理解。他是一个现代人——不像莫拉尔吉？德赛那样喝小便。在1949年，毛泽东曾谴责这个印度人是终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资产阶级分子。这次来访时，毛泽东以极大的敬重之情，热情洋溢地赞扬尼赫鲁反抗英国人的斗争。

　　但是，在谈到核战争时，毛泽东的论断却令尼赫鲁大为震惊。毛泽东说：“他（指尼赫鲁）相信，如果原子战争爆发，整个人类将毁灭。我认为，即使发生最坏的事情，也不过是有一半1954年10月21日，毛泽东和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鲁在印度驻华大使举行的招待会上。

　　我们发现，毛泽东的这种自信像其他的许多观点一样，是从中国古代历史中得到启发。1956年他在党的“八大”上说：“战争危险的存在用不着害怕。死掉一半人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不止一次。汉武帝时期人口是五千万，到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期减少到一千万。”毛泽东又进一步举出许多类似的例子，说明人口减少并不影响文明的进步。（见《毛泽东思想万岁》，208页）。19690万人死去，另一半人会活下去直到消灭帝国主义，全世界都变为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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