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75)_特里尔

七五

　　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曾一度消失的猴子般的精明，又多少有些回到了辉煌的金殿。

　　在一次庄严的党的会议上，毛泽东说：“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这句话一定震撼了某些人。死亡，永远不是一个文雅的话题，差不多所有的共产党员都不认为自己的党会死亡。

　　毛泽东在谈到他引进的阶级制度时说：“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确实是这样，但这些学来的东西都是好的吗？其中是否隐藏着毛泽东在长沙岁月时信奉的无政府主义的痕迹？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领导者来见毛泽东，毛泽东告诉他们：“要有较多的独立性，”尽管他们周围的人都持相反的观点，“革命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带来一个坏处，”毛泽东脱口而出，“就是大家太积极太热心了，以致过于疲劳。”他要求他的来访者保证“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

　　各种委员会是不是太多了？毛泽东继续说：“积极分子开会太多，也应当减少。”

　　这些年轻的干部给毛泽东看他们起草的团章草案，有一条是：“不要背后乱讲。”毛泽东清楚地知道书面文件同实际行动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便说：“不准人家在背后骂一句话，事实上办不到。”

　　毛泽东说：“群众对领导者真正佩服，是在通过革命实践过程对领导者有了了解之后。”那么，现在革命斗争已经取得了胜利，年轻的干部怎样才能获得威信呢？

　　革命的成功改变了毛泽东的政权的性质。矛盾在于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控制日益加强，毛泽东发现他对党的控制越来越困难。与延安和内战时期一样，毛泽东还是实行个人领导制。他在几年后的一次会上说：“我们一进城，就四分五散，各管一方。”

　　不久，毛泽东就抱怨说：“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还要出外走走。”治理一个近6亿人口的国家，毛泽东需要一个复杂的中间机构与人民群众保持联系。而这种机构的独立形成使毛泽东萌生出一种对国家的失控感。

　　在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津津乐道中国人民将接管“中国的”所有权力，而所有权力已被证明是难以捉摸的东西，“人民”的范围也不易界定。1949年的毛泽东绝没有预见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他最感震撼的是朝鲜战争的爆发。

　　1950年6月炎热的一天，毛泽东在他的讲话中说，中国人民要过“两个关”。“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他说第二个关是土地改革。第二天，他在谈到士兵转业复员的问题时再次提到这一点。就在那天之后，北朝鲜的军队进入南朝鲜。两天以后，杜鲁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决心抗击对南朝鲜的进攻，并派第七舰队保护台湾海峡。

　　台湾和西藏是人民解放军唯一还没有进入的两个地区，毛泽东希望人民解放军继续向这些地区挺进（海南岛已于当年春天被解放军用两栖登陆的战术占领）。绝没有整装待发的人民解放军驻在东北边境与朝鲜接壤的地方。

　　再者，从1950年春季开始，毛泽东对金日成进攻南朝鲜的计划采取赞同态度。“我们将帮助一下金日成，”他在莫斯科对斯大林说。他准备冒险将中国军队投入朝鲜战争的风险，只是与莫斯科联系交涉需要时间和条件。自1948年以后，斯大林迫使毛泽东对美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但莫斯科不想直接卷人朝鲜战争。“给朝鲜提供帮助，对于你（中国）是可能的。”当中国军队准备入朝时斯大林对周恩来说，“不过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毛泽东有很好的理由进入朝鲜，但他处于复杂的形势下，在行动之前需要有斯大林撑腰。斯大林同意金日成进攻南朝鲜，但非得毛泽东协助行动不可。毛泽东认为朝鲜这块地方和中国一样同受日本的蹂蹭。从1945年起，这一链条上又多了一层联系：杜鲁门似乎想由此踏上进入中国的门阶。

　　如果说，毛泽东还谈不上对朝鲜民族特别尊重的话，他至少认为朝鲜是一块和中国利益相关的地方。地理因素就说明了这一点，中朝两国的边境线沿鸭绿江和图们江蜿蜒500英里。

　　随着麦克阿瑟将军战争意图的进一步膨胀，毛泽东通过印度驻北京大使向美国政府转达了他的立场。这种立场虽不带有强烈的进攻性，但是非常明确：如果麦克阿瑟让战争靠近或越过中国边境的话，中国就要介入。

　　然而这是战略上的。周恩来的警告通过印度而发出，其意图是作为防御中国将派人入朝。在美军于仁川登陆扭转战局而使之不利于金日成之前，在美军确定地要到达鸭绿江之前，毛泽东已深深卷入金日成及斯大林的谋略，认为中国军队入朝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1950年5月，毛泽东在北京秘密会见金日成。到8月，毛泽东通过电报问彭德怀是否已准备好12万军队“灵活使用”，他对朝鲜战局了然于胸。在仁川登陆前，毛泽东将他的25万军队集结在鸭绿江。所有一切都有待于斯大林如果促使毛泽东的军队入朝，苏联将提供武器装备和舆论支持。美国军队于10月1日越过鸭绿江的一个主要后果是，金日成原先对中国军队介入迟疑不决，现在迫切需要。骰子掷出去了。“老人家（斯大林）发文要我们行动，”毛泽东手里举着一份斯大林的电报在随即召开的政治局高层会议上说。当毛泽东参与行动时，斯大林给予军事援助方面的支持。

　　随着干涉的深入，毛泽东断定对金日成革命武装的支持维系着他自身与斯大林的关系，并且思想观念的信条是：中国革命的巩固需要革命的外交政策。他并不寻求同美国打仗，在参与金日成驱赶南朝鲜军队的时候，他假定华盛顿不会干涉。至少他告诉过斯大林，希望斯大林也相信华盛顿在毛泽东准备解放台湾时将不致干涉。

　　可是基本情况是，毛泽东对朝鲜大规模的干涉没有顾及北京下属同事的诸多怀疑，并缺乏苏联的舆论支持。他之所以下决心部分是担心朝鲜冲突会给中国本身带来“反革命”的威胁。“如果我们不派军队，”他说，“当敌人的军队逼近鸭绿江时，国内外的反革命就会头脑发热。”他从苏联发给周恩来的电报有非常强烈的干涉意图：“总之，我们将要并且必须参加这场战争，这样做将会特别有好处，不这样做会特别有害处。”在着手领导朝鲜诸战役时，毛泽东一连五天中发出不下18次的电报以具体指导在前线的彭德怀。在朝鲜战争期间，毛泽东的烟灰缸不得不每两小时清理一次。

　　毛泽东的大儿子毛岸英，和他的继母贺子珍及患精神病的弟弟毛岸青去了莫斯科。那时，毛泽东同江青刚刚开始新生活。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毛岸英都在读书。他努力使自己适应苏联的生活，虽然他不是与苏联人而是与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路易吉？隆哥的儿子同住一室。与此同时，他的继母在一家精神病院里打发着时光。他的弟弟毛岸青则常与一位金发的俄国女孩在一起下棋、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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