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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〇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问毛泽东对延安失守有何评价,毛泽东回答说:“人民战争不取决于一个城市的得失,而取决于怎样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之所以能打败蒋介石,是因为他深谙此道:战争的社会意义存在于中国广大的群山绿野之中。

  赢得中国农村“老百姓”的支持,就等于赢得战争。而蒋介石不了解这一点。

  与蒋介石不同,毛泽东没有征兵征粮引起人民的反对。他的干部也不像蒋介石的部下那样用大部分时间来建造自己的安乐窝。他没有依赖外国的援助,蒋介石到1948年还依赖外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从美国得到价值30亿美元的援助,而同一时期毛泽东一点外援都没有得到)。

  毛泽东赢得了知识分子的支持。知识分子们发现,蒋介石一边宣扬对自由世界的忠诚,一边减少自由的空气。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看到他们的国家在蒋介石的统治之下正遭受极大的痛苦和折磨,正在走向崩溃。任何一个对未来抱有一线希望的人,都会对这种社会现实产生极大的不满。

  蒋介石的精明只限于应付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他胸襟狭窄。

  毛泽东则远见卓识,谙熟历史的动力。

  蒋介石是自负之人,常被事物的假像所迷惑。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是头脑清醒之士,专注于自己的主旨目标。

  蒋介石只是一介武夫;毛泽东则是一位思想家,枪杆子只是他的工具。1943年,在共产党处于弱势时,蒋介石完全可以与毛泽东达成一项对自己有利的协定。但是蒋介石不了解战争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而毛泽东却深谙其重要性。蒋介石只知道寻求军事手段来解决共产主义问题,结果既丢了军队,也失去了中国人民。

  毛泽东在《红楼梦》中悟出了蒋介石和他的军队的处境。含玉而生的贾宝玉,日夜不能离开“他的命根子”,挂在脖子上的那块宝玉给了他生命和智慧。在毛泽东看来,蒋介石的军队把自己与外界隔绝起来,等于丢掉他的护身符。

  毛泽东本人对军队的看法与蒋介石不同。从根本上说,正是人民动员和支持了军队。军队不是一架机器,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简言之,它是服从于政治斗争的一种方式。毛泽东从未丢掉过他的军队——像贾宝玉没有丢掉他的宝玉一样——而丧失军队的恐惧却时常缠绕着蒋介石。

  到1948年年中,中共已有300多万名党员,250万人的军队。这支军队不得不分成地区性的游击力量,遵守纪律和相互协调的问题由此产生了。毛泽东为此写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之类的文章。

  在井冈山,毛泽东曾像牧羊人一样管理他为数不多的战士。

  现在,他指挥着世界上五支规模最大的军队之一,其指挥方法不可同日而语了。

  城市生活使毛泽东的那些来自农村的人面临着从未有过的现实困境。毛泽东已经赢得了武装斗争的胜利,但同时在纯洁思想的战争中却倒在地上。他的矛盾的心理不断增长,并开始怀疑是否得到的越多,失去的也越多。

  猴子将不会让老虎凭借全力而称王。导师的角色——在延安时,他曾把这一角色同领袖的角色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看来已经从他身上消失。

  1948年4月,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恢复延安精神。毛泽东口授了一份电报,祝贺延安人重又回到家园,而他再也没有重访延安。

  随着全国解放的到来,毛泽东很少露面了。他似乎已厌倦抛头露面。他运筹帷握,其决策主要是围绕怎样和以什么样的程序去摘取悬在他头上的果实。

  1948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大卫·巴雷特上校和约翰·梅尔比在北平共进午餐,后者也来自南京的美国大使馆。这天阳光明媚,和煦的阳光透过柿子树。然而,隆隆的炮声震落了桌上的筷子。

  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西山,从那里可以俯瞰北平全城。炮弹弹片飞落到了北平机场。

  一位孤守北平的国民党将军派了几名代表出城,要求与毛泽东的农民勇士们谈判。这是在安置和平改编,但在联合的名义下进行。这不再意味着分享权力,而只是移交给共产党控制的一种象征性。1949年1月,这位国民党将军交出了北平城和20万军队。

  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拯救了这座城市,使之免于遭受巨大的破坏。由于拖延了很长时间,而在此之前已占领了其他一些城市,毛泽东认为国民党不会再为北平而战。后来,毛泽东让蒋介石的这位将军当了水利部部长,以示奖励。

  人民解放军很快就进了城,像乡下的孩子周六进城一样。他们脚穿布鞋,军装肥大,表情腼腆。

  在队伍前面,一个高声喇叭竭力虔诚地呼喊口号:“祝贺北平人民获得解放。”有些旁观者看到战士们羞红的脸,还以为是长途跋涉的疲劳所致。人们看到静静驶过的坦克、吉普、重型大炮,几乎全是美国人的。

  “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毛泽东曾开玩笑地说。他的话应验了。

  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被高高地举起。朱德面带微笑,而毛泽东则表情严肃。墙上、电线杆上到处贴着“新中国”字样的油印传单。蒋介石的新闻机构的刊物《华北每日新闻》,一夜之间变成了毛泽东的《人民日报》。

  北京的编辑们十分明智地马上转向新的路线,毛泽东对这一宜传工具的控制比对其他方面的控制都要严格。

  毛泽东指派文章。他要求严格校对每一篇重要文章,并用自己的草体字在其上作出修改标记。他为报纸写了许多文章从未署名。

  多年来,他像对待家里的厨师那样不断地雇用和辞退报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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