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65)_特里尔

六五

　　他一直认为，国民党的日趋衰败是由于美国国务院的亲共态度造成的。

　　毛泽东又打出了一张牌。似乎最高首脑会谈是唯一可行的途径，他要求到华盛顿去。

　　他的信件于1945年1月交给迪克西使团驻延安的办事处，希望他们转交给“美国最高官员”。信中说，毛泽东或周恩来，或是他们二人已做好赴美准备，如果罗斯福总统把他们当作中国主要政党发言人接待的话。毛泽东要求，如果罗斯福总统不打算邀请他们，请予以保密，以免激怒正在与共产党进行不愉快的谈判的蒋介石。

　　赫尔利扣压了这一信件。信件先到重庆，而这位俄克拉何马人已是驻华大使。信件一直没有送到“美国最高官员”的手中，直到最后有人向罗斯福抱怨巴雷特上校与中共秘密联系时，这封信才被发现。毛泽东始终没有得到答复。

　　几周以后，毛泽东听说谢伟思要被召回华盛顿，便马上邀请这位年轻的美国外交官交谈了半天。他毫不迟疑地猜测谢伟思回去是为安排毛、周对罗斯福的访问（谢伟思自己也不知道他被召回国的原因）。毛泽东可是大错特错了。

　　在仲夏时节，谢伟思被逮捕，他被指控向左翼的《亚美》杂志泄露机密。毛泽东被搅得心烦意乱。罗斯福在蒋介石的坚持下已经将史迪威将军解职。现在，赫尔利把那些认为毛泽东将掌握未来的美国官员一一赶了下去。

　　毛泽东写了一篇题为《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的文章。他对美国的调情像罗斯福的生命一样已差不多走到尽头。

　　这位俄克拉何马人和蒋总司令又挑起了一轮新的国共内战，这等于把中国的未来拱手交给毛泽东，而且迫使毛泽东更加接近苏俄，这比已有的关系或他所希望的关系还要更加接近。

　　赫尔利和蒋介石所坚持的一切很快都在向下滑去。

　　这年秋天，当毛泽东看到苏俄与蒋介石的政府签订友好同盟条约时，一种与美国合作的新的兴趣再次闪现。但这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因为华盛顿现在完全听从蒋介石的使唤。

　　在美国“失去”中国的前4年毛泽东就失去了美国。

　　巴雷特在毛泽东和赫尔利之间两头受气。当赫尔利带着“五点方案”回去后，这位倒霉的上校被派往延安与毛泽东协商是否有补救的可能。毛泽东发了脾气，怒斥蒋介石是“杂种”。

　　他叫道：“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

　　他盛怒之下所做的预言在将要发生的悲剧中得到了验证：“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

　　当巴雷特去向这位将军大使——其部下对这位老板的不雅称呼，赫尔利爱插手军事和外交问题——汇报时，赫尔利也暴跳如雷地骂“毛思同”先生“混蛋”。

　　毛泽东在延安从赫尔利那里听到的大多是美国革命时的术语。毛泽东可能从未听说过“人身保护法”、“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赫尔利从美国《人权法案》出发，规定了他认为中国战后联合政府应遵守的价值标准。

　　毛泽东对此反感吗？不！与赫尔利的第一轮会谈结束后，毛泽东的反应是值得赞赏的。可笑又可悲的是，那个对毛泽东宣讲美国宪法的人，也就是后来在毛泽东的脚下使绊子的人。

　　以这种方式接触到的美国民主信条不会使毛泽东在五六十年代增加对美国这一理念的信任。在《毛泽东选集》出版时，有关40年代对美国表示热情的内容大多被删了去。

　　如果毛泽东当时访问了华盛顿，或许他可以让罗斯福相信，是他把握着中国的未来。这虽不能完全制止毛蒋之间的摊牌，但至少中国的内战不会持续3年，使300万人命归黄泉。

　　蒋介石也不会直到失败时还得到美国的支持——实际上甚至在失败以后还得到支持，乔治·马歇尔也不会在对双方的调停中受挫。

　　毛泽东将可能战胜蒋介石，不管马歇尔怎样作为，即使让他自行其是也无济于事。但是，如果毛泽东在1945年作为政治领袖来造访白宫，而不只是作为遥远的命运之神悬浮于美国人的想像中，美国所受的震动将会小一些，所遭受的“损失”也不会引起如此强烈的不满。

　　毛泽东的第一次出国应该是在51岁时到美国，而不是56岁时去了苏俄。他在其后25年间与美国的关系或许不会这样痛苦地陷人泥潭，也不会被战争和战争的威胁所中断。

　　抗战过去了，但和平却没有到来。紧张的气氛随着日本人的投降降临了。国共两党竞相受降，能从日本人手里接过枪就等于控制未来。为了这个，语气强硬的电报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飞来飞去。

　　其时蒋介石暂时占优势，毛泽东不得不让步。两大国际势力都站在蒋介石一边。美国的后勤援助，使蒋介石先于共产党接受日本投降。而莫斯科与蒋介石的政府签订的条约，则使毛泽东担心与国民党的内战将会长期而艰巨。

　　因此，毛泽东决定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他以中国传统的礼节用语给蒋介石发了电报，“弟亦准备随即赴渝”。

　　一些共产党的领导人反对毛泽东的重庆之行，认为没有美国对毛泽东在蒋介石领地的安全保证，和斯大林的强有力的斡旋，毛泽东就不应该前往。毛泽东告诉刘澜涛，他打算带着开放的心态去重庆。“签订协定这是以我的人身作保。”他对刘少奇强调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也告诉那些在延安参加完七大准备回去的同事：“回前线去战斗，不要为我在重庆的安全担心。实际上，你们的仗打得越好，我的安全越有保障，与蒋介石的谈判就越能成功。”

　　I945年8月，依然是热情奔放的赫尔利飞赴延安接毛泽东。

　　毛泽东生平第一次走上飞机，第一次公开进入蒋介石统治的地区。在向南飞的路程中，赫尔利对世界形势发表了看法，毛泽东则写了一首诗。

　　毛泽东平生第一次不得不戴上帽子。当他戴着太阳帽下飞机时，有人认为这是他采取的安全措施。毛泽东的目光警觉而冷峻。自1938年日本人攻占汉口，重庆就成了国民党的基地。重庆是一座横跨长江的山城，这对毛泽东来说是新的景观。他住在红岩区一条小巷中的一栋舒适房子里，蒋介石调派了一辆美国轿车供他使用。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