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60)_特里尔

六〇

　　毛泽东这位半知识分子开始对知识分子表现出极为矛盾的心理。随着大城市中人们对国民党越来越失望，学生、作家、艺术家及其他各种人成群结队投奔到西北。

　　他们寻求新的角色，充满活力和爱国气氛的延安为他们提供了场所。

　　毛泽东引以自豪的是，在这些男男女女的观念中，他的根据地是一块磁铁。他欢迎他们的到来，不只是因为蒋介石冷待他们。然而，毛泽东没有把知识分子视为他的斗争中的重要角色，而且他不断地拒绝他们要求更多自由的愿望。

　　对文人学者又爱又恨的复杂态度，反映了仍存在于毛泽东的潜意识中的两种影响。

　　看来，毛泽东没有忘记1919年他在北京大学受到的冷遇。这使他有一种纠缠不清的心理欲望，一有机会就把知识分子置于他们应在的位置。

　　毛泽东曾恨过他的父亲，然而最终父亲的幽灵还是在他身上有所浮现。他的父亲不喜欢看到毛泽东读书，年轻的毛泽东反抗过这种狭隘的思想意识。但是，毛泽东嘲笑读书的某些做法很像他父亲在韶山所做过的那样。

　　或许毛泽东的父亲对他的影响最终还是超过了他的母亲，如果说这种影响只存在于潜意识中，那么他的母亲曾是他反对父亲的同盟军。但是，他的父亲是一种楷模，是毛泽东的人格特征中某些方面努力仿效的榜样。

　　毛老先生坚持要从事体力劳动，年轻的毛泽东讨厌做农活〔然而，延安时期（和以后）毛泽东把知识分子赶出他们的书房去参加体力劳动。

　　毛老先生曾独断专横，他指责儿子懒惰。现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哲学已经形成，其核心主要是强调意志。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毛老先生不仅曾是儿子的压迫者，而且亦使毛泽东的潜意识中存在着一种欲望，即希望成为令父亲满意的人。在1941-1944年的延安，压制的阴影又笼罩在被毛泽东“整顿”过的人身上。

　　还有一种性欲冲突。在江西，按照中国当时的标准，毛泽东是一个从思想到行动都主张爱情和婚姻自由的人。但是在延安，毛泽东号召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民族的事业上。他认为人们考虑性的问题是一种精力的浪费。

　　在这个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上，毛泽东与一位大胆的女性观点相左。这位女性当时是延安《解放日报》的文学编辑，叫丁玲。

　　丁玲是一位活泼而坦率的作家，来自毛泽东的家乡湖南。30年代，很少有像她那样的作品如此生动地描写公私观之间的冲突。

　　她在个人生活中实际上奉行普爱生活，并认为这是一张社会主义王牌。她毫不隐讳自己是自由论者柯伦泰所著的《三代人》一书的热心读者。她把男女关系戏称为“不受纪律约束的游击战”。

　　毛泽东与丁玲的关系在延安非常密切。

　　毛泽东在个人生活中对爱欲不会迟疑。但这位延安圣人不相信社会主义意味着性关系的自由放任。

　　他于1944年颁布的婚姻法比斯大林颁布的婚姻法更重视家庭意识。离婚也变得比以前更难，作为杭日战士的妻子要想离婚几乎是不可能的。

　　10名来到北方加人共产党行列的青年学生组织了“自由恋爱俱乐部”，他们被一一逮捕。

　　毛泽东对这类事情变得愈加小心出于诸多原因。首先，共产党的社会激进主义的所有特征都要与统一战线的温和性质相适应。其次，陕西农民的思想观念要比江西农民的思想观念落后。

　　他们是“水”，共产党的军队这条“鱼”必须在水中才能生存，因此不能完全忽视他们的保守观念。

　　而且战争有它自身的逻辑，“我们的”努力就是一切，“我的”打算一钱不值。民族战争是衡量一切的天平，是一个毫不怜惜个人意愿、焚毁脆弱的个人幻想的大熔炉。

　　毛泽东自己婚姻的起伏变化也使他从心灵上关上了自由的大门。他曾经问自己爱情的意义何在，如在与史沫特莱的对话时。

　　他与贺子珍关系的破裂是他40岁以后的事，他现在似乎感到需要一个长久的伴侣。毛泽东以自己的方式和江青一起生活了30多年。他安定下来了，孩子成了他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作为“一杯水”的性已经蒸发。

　　他倾向于认为，自己有这样的经历，也就为别人建立了规范。

　　丁玲批评毛泽东和共产党在妇女问题上的退步。在1942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丁玲写了一篇题为《三八节有感》的短文，文章质问共产党（她属于这个组织）是否还是妇女解放的先锋。

　　与毛泽东不同的是她瞧不起结婚。尽管毛泽东刚与江青开始温暖的家庭生活，丁女士却敢于揭示领导人的夫人将面临的特殊命运。

　　丁女士指出，如果一位女同志不结婚，就会受到责难；然而如果她真的结了婚，不是因为工作而忽视了家庭义务，就是耽于孩子和家庭的负担，没有起到一个新型社会主义公民应起的作用，结果都会受到批评。

　　毛泽东的延安成了大男子主义者的俱乐部，只有很少有魄力的女性在一些特殊的岗位上工作。男女的性别比例几乎和军队一样是18：1。根据毛泽东在长沙时的老朋友蔡畅的说法，整个延安没有一名女性来自劳动阶级家庭（不过她“忘了”江青）。

　　在丁女士写下那篇满是怨气的文章后，不久毛泽东找到了讽刺挖苦丁女士的机会。在一次文化界人士合影时，毛泽东看见丁玲来了，就从他在前排中间的位置上急忙站起来，以极恭敬的姿态对这位固执的女权主义者说：“让我们的女同志坐在中间嘛，我们可不想在下一个三八节再挨骂。”

　　在有关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与来自上海亭子间的一批知识分子展开了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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