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59)_特里尔

五九

　　毛泽东的形象的树立在一定程度上是战争带来的结果。在一切主要国家中，战争领袖多少都被神化。对毛泽东的崇拜并没有超过斯大林、丘吉尔或罗斯福。

　　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对立的时候，提高毛泽东的形象合乎逻辑，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共产党也需要为全中国提供一位可以与蒋介石匹敌的人物。确实，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莫斯科对资本主义盟国的一种姿态）提升了毛泽东的地位。对莫斯科来说，再没有一个像王明那样的中国人如此小视毛泽东了。

　　在延安这座小城，毛泽东的举止行踪足能家喻户晓。很多人都认识他，老乡们常常看到“主席”走在灰尘飞扬的小巷里。这种环境中，个人崇拜不会走向极端以使其超出凡人的身份。这种崇拜还没有发展成为一种宗教，以致人们对之哭天抢地，即使他们对自己崇拜的神灵一无所知。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权威是职务上的，但他仍然是一位可以接触到的人。即使驱车外出，他也不避人耳目。他的“轿车”是一辆雪佛莱（Chevrolet），车上写着：“救护车：纽约华裔洗衣工人救国联合会捐赠”。他常常是坐在前排，看上去像是司机的助手。毛泽东不停地写文章，不断地发表演讲。在这种小地方，他的指示可以直接告诉执行者而不需要中间环节。政治局每周有例会。

　　在延安以前的岁月中，毛泽东有丰富的思想观点，但没有多少权力。进入50年代，他拥有了权力，但这个地球上最大国家的庞大的官僚机构使人们只能听到这位导师的声音。而延安之所以令人激奋，是因为他在那里既教导着人们又统御着人们的行动。延安的岁月是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的黄金时代。

　　作为一名政治领袖，毛泽东文武双全。

　　他曾持枪跋涉于中国大地一年之久，这在中国的统治者中没有先例。他坐之于书房建构了自己的思想，几个大国的近代统治者中——戴高乐算是一个——都未能做到这一点。

　　毛泽东的行为并没有沾染中国军阀所具有的封建习气，比如坐轿子，朝孔，华丽住宅，在床上拥着小老婆接见来访者——山东一位军阀就是这样。

　　同时与布尔什维克、蒋介石、民主同盟（介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左翼第三势力）的领导者相比，毛泽东则显得更受中国传统的影响。他喜用毛笔写字，潜心于中国历史经典作品。

　　“我在他的住处没有见到过西装或正式的长袍。”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写道。这位美国记者在1944年曾游历了中国西北。如斯言，毛泽东既不穿西装也不着长袍，他（和政府其他官员）穿的衣服与农民一样，宽大的裤子，对襟上衣。

　　标准的棉布服似乎反映了一种新型的身份关系：没有阶级之分，也没有代际之别。延安精神肯定不是洋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又没有先例。

　　某种新的东西在黄土群山中萌发。

　　延安是属于毛泽东的岁月。已经存在的稳定的政权可以说是毛泽东的政体。萌发状态的“毛泽东主义”其各方面的特征都有所显露。

　　相比之下，在江西时期度过的凄迷的岁月里，毛泽东很少能干自己想干的事。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既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也没有受到地位高于他的中共领导人的赏识。

　　毛泽东证明他不是一个军阀。对军阀来说，枪杆子就是事业，权力就是目的。一种社会视野引导着毛泽东要塑造出新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使他赢得那些长途跋涉来到黄土高原的人的赞颂——甚至迷恋。

　　如果说仅仅拥有权力就是毛泽东的目标，他可能会裹足不前。

　　因为在延安他的权力已经得到了保证。他的目标是要改造中国人的心灵，他们在1945年称他为“领袖”。

　　另一方面，毛泽东的“改造”的概念令人生畏，其大部分原因应归于他童年时期的心灵创伤。他正在逐步证明自己权威性的人格特征，正在做许多他的父亲曾经做过而且认为年轻的毛泽东不可能做的事。

　　到延安访问的人会感到儿童团的活跃气氛和合作精神。不管物质条件如何艰苦，他们有共同的目标。财富没有成为负担，也没有带来令人仄恶的等级观念。人们知道他们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一个崭新的世界。

　　在延安毛泽东不是实行共产主义。苏联式的国家工业化只能是“画饼充饥”或“空中楼阁”一类应抛弃的东西。但是他一直把共产主义作为他战争结束以后的目标。

　　因为当时的问题是抗日，毛泽东挂起了阶级斗争以努力动员社会各阶层一切可能的力量投人这场靡战。这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但本质上是民族主义的。

　　土地政策是关键所在。在与国民党合作的统一战线形成之际，没收地主的土地已告一段落。地租控制到适当的水平——在共产党取得土地之前，地租高达60%——但是要得到保证。这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鼓舞了士气。

　　毛泽东的税收政策也深得民心。税收曾一度被取消——毛泽东的政府在统一战线的名义下从蒋介石的财政中得到补给。后来税收重又实行时也是相当进步的，它只要求不到20%的家庭纳些税。

　　整个边区都实行了选举制度。各级政府都采用“三三制”，即共产党员的数量在政府机构中不超过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名额是非共产党员的左派分子，另外三分之一给那些毛泽东称为中间分子的人。

　　这些措施并不等同于西方的民主——尽管在政府机构的选举中有时共产党员得票最多——但它改变了西北的群众心理。延安精神的秘密就是参与。

　　在中国以前的历史上，还没有实行过普遍投票的选举（在江西苏区，“剥削阶级”是被排除在外的）。

　　的确，选举者在选举领导人时绝无选择的余地。然而实际上普通老百姓能以“我们的政府”相称则是从未有过的新鲜事。毛泽东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对其统治者的态度。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有一种集体责任感。一种民主意识似乎首先就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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