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民回忆录第六章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第六章抗大抗大，越抗越大(1)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创办学校，培养人才。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和各革命根据地就先后创办了红军学校、红军大学或教导队，为军队和根据地的建设培养了大批干部。

　　一九三五年十月，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这时，党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战略方针，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掀起抗日救亡热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发展，全国的政治形势正从国内革命战争转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这历史大转折关头，无论军队、地方，都急需大量干部去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斗争。

　　所以，党中央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的“瓦窑堡会议”决议中明确提出：“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成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党中央、中央军委以原工农红军学校为基础，在瓦窑堡创办了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林彪任校长，毛泽东同志兼任政治委员。“红大”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开学，第一期有一千零六十三名学员；同年六月二十一日，国民党高双成部第八十六师的一部突然袭击瓦窑堡，“红大”即随中央机关撤出瓦窑堡，迁到了保安县（今志丹县）县城。

　　一九三六年十月，在我红军西征战役节节胜利的形势下，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于甘肃省会宁县胜利会师，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和扩大，为我们党发动全国的抗日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年十二月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开始出现。全党的主要斗争目标，已由“实现停战”转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

　　这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各地的革命知识青年，尤其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北平、天津等各大城市的学生以及东北流亡学生中一部分救亡运动的骨干和先进分子，陆续奔向延安，寻找抗日救国的真理。这就向我党提出了教育培养知识青年的新任务。中央军委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在第一期学员毕业后，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决定把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除继续培养红军干部外，把培养革命知识青年作为抗大的一项重要任务；校部也由保安县迁到党中央所在地——延安，一月二十日举行抗大第二期（“红大”第一期也就是抗大第一期）的开学典礼。

　　一九三七年六月间，红二十六军划归陕甘宁留守兵团，编为陕甘宁警备团。有一天，我从宜川到延安向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张际春汇报工作。当时抗日战争尚未爆发，在谈话时，我看张际春主任和蔼可亲，对人诚恳热情，便将自己蕴藏在心底多年的愿望向他吐露说：“我参加革命十几年，一直没有机会进学校学习。过去在中央苏区时曾经向彭老总提出过要求，但每一次彭老总都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答我说‘你这个知识分子还进学校干什么？’其实我才高小毕业，虽然当过几年小学教员，但文化程度并不高，并没有系统地学过马列主义，算什么知识分子呢？所以很想到抗大去学习。”张际春主任很支持我的要求，当天下午便带我去见毛泽东主席。

　　我跟张主任来到毛主席的窑洞里，毛主席正在临窗的办公桌前伏案审阅文件。毛主席招呼我们坐定后，张主任说明来意，我怕耽误主席的时间就开门见山地对主席说：“我自从参加革命以后一直没有机会进学校学习，自己感到跟不上形势。在大相寺会议上，我听主席的报告后，更深刻认识到应该利用全面抗战之前这个有利时机，学习深造，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军事素质，才能更好地工作。最近听说抗大第三期又开始招生，所以特地来请求主席批准我到抗大学习。”

　　毛主席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家乡口音亲切地对我说：“你要求学习是个好事嘛。磨刀不误砍柴工。学习好了可以更好地工作。我同意！”说罢，便从案头上拿出一张便笺，提起毛笔写了一张便条给罗瑞卿同志，介绍我到抗大学习。

　　我匆匆返回宜川交代好工作，马上赶到延安，把毛主席写的介绍信亲手交给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同志。罗瑞卿很热情地接待我，并告诉我说：“抗大第二期已经学习了半年，即将毕业，现在第三期正在招生，有的学员已陆续来报到，你就编到二大队第四队吧！二大队是个政治队，四队是高干队，队里大多是军、师一级的政治干部，现在报到的人还不多，你先去队里，帮忙做一些接收新生的工作吧！”

　　我很愉快地来到第四队帮助做新生的入学登记工作。不几天，“七七事变”发生，八月一日，第二期学员立即毕业，先后分赴抗日战争的各条战线，第三期同时举行开学典礼。可是，开学后我只学习了三周，又参加挖窑洞劳动三周，因工作需要，我即调任第五队队长兼政治教员，边学习边工作。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时期。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投奔延安的革命知识青年与日俱增。正如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同志在抗大第五期开学典礼上所说的“抗大抗大，越抗越大”。从一九三七年八月至一九三九年七月，先后开办了第三、四、五期，学员数量也从第二期的一千三百多人猛增到第五期的一万三千三百多人（含第一、二、三分校学员数），其中知识青年约占学员总数百分之八十左右。这是抗大大发展的黄金时期。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由于日本侵略军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并出动飞机对延安进行狂轰滥炸；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对边区的封锁，造成了边区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也使广大的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难以通过封锁线投奔延安。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便于为前线部队培训干部和就近吸收敌后广大爱国知识青年入学，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吸取前线丰富的斗争经验，以及减轻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困难，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抗大总校派出第五期的一部分教职学员挺进敌后，分赴晋东南、晋察冀根据地，建立第一、二分校。

　　一九三九年七月，抗大总校又遵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抗大、陕公（即“陕北公学”）等学校迁移晋东南的决定》，除留下四个学员队在延安组建第三分校外，总校领导机关率第五期大部分教职学员与“华北联合大学”的教职学员共五千多人，合编为一个纵队，挺进敌后。当时因日军对我晋东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总校临时改变行军路线，转道晋察冀根据地，在河北省灵寿县陈庄一带休整两个月后，才继续向晋东南根据地挺进，于一九四〇年二月抵达晋东南地区的武乡县洪水、蟠龙一带继续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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