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民回忆录第五章艰难的历程(13)

第五章艰难的历程(13)

　　这天下午，我们又后撤了十几公里。因为晚上东北军可能会来联欢，我便布置破坏科长袁林、宣传科长胡保顺做好准备工作。他们交代副官（管理员）买来猪肉、黄豆、白酒，把半山坳里一座破庙收拾干净，借了几张条凳，就作为联欢交谈的会场。黄昏以后，东北军四五个士兵果然践约而来。袁林、胡保顺带两个干事和几个做勤务工作的战士同东北军士兵交谈。他们用事实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蒋介石的卖国罪行；谈到东北三千万同胞沦落日寇铁蹄的悲惨生活；历数蒋介石一贯排斥异己，把东北军当炮灰，驱使

　　东北军打内战，使东北军和红军互相残杀，两败俱伤，以便他坐山观虎斗，以收渔人之利的阴谋。劝说东北军弟兄千万不要上当，要联合红军一致抗日，打回老家去！

　　我们晓以大义，东北军士兵深表赞同。有的说：“我们谁也不愿意放着日本人不打而来打红军；只有‘忘八羔子’才愿意打内战！”

　　有人说：“我们不打了，你们也别打，谁打枪，背什么枪挨什么‘枪子’（即子弹）。”这是当时东北军中流行的一句咒语。

　　临走时，他们表示明天要邀几个长官也来参加联欢。当时已是农历十月下旬，“大雪”的节令已过，夜晚朔风凛冽，雪花飘飘。袁科长和副官因为经验不足，炒的猪肉之类的菜肴肥油太多，一冻都成了一块块猪油疙瘩，很不好吃，幸好还炒了点黄豆，勉强可以下酒。我听了袁科长的汇报，交代他们好好总结经验，把联欢座谈搞得更好一些。

　　第三天晚上来联欢的东北军增加到十几个人，其中还有两个连排长、一个副官。这晚上袁科长接受教训，多炒了一些黄豆，还炒了几盘鸡肉、瘦猪肉，卤了几盘牛羊肉，下酒的菜肴丰盛多了。东北军见红军招待他们这样好，也掏出几包“三炮台”好烟卷作为回敬，双方谈得很亲热。临别前，他们要求袁科长转告红军首长说：“红军弟兄写标语要求东北军要爱护老百姓，我们不敢随便拿老百姓的柴草烤火，小村庄又住不下多少人，露宿村外实在太冷。明天红军弟兄们转移时，最好能让出一两个大一点的村庄给我们宿营。”

　　袁科长也向他们建议说：“今天你们打的枪太少，枪声不很激烈，你们的上司向蒋介石交不了差。”

　　东北军官兵没料到红军替他们考虑得这样周到，感激地说：“对，对！我们每个团都设政训处，蒋介石派来的特务都是一些走狗，他们会向蒋介石告密，给我们的上司为难。”

　　果然，第四天开“仗”，东北军打枪打得特别激烈，连水机关枪（重机枪）也“嗵嗵嗵……”地打得挺欢。可仔细观察，重机枪简直成了高射机枪了。从远处听来，枪声一阵紧过一阵，很象是一场激战。

　　这天下午，我们又撤出十几公里，留下两个大村庄让东北军宿营。当时，我考虑到联欢在村外破庙或破窑洞进行，天气太冷，所以，请袁科长约定东北军到红军驻地的村庄来联欢，还邀请他们多来一些人。

　　这一晚，东北军来了二十多个人，其中还有个别校级军官。袁科长把他们分散安排在几户老百姓的窑洞里座谈。在老百姓家有热炕坐，酒菜也不凉，边喝酒边谈话劲头更大。有的老乡在一旁也插插话，象拉家常似地问东北军官兵家里还有什么人？一谈到家，东北军官兵就伤心落泪，有的还诉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惨景，边诉说边呜咽地哭起来。

　　有的老乡还问东北军官兵说：“红军是咱老百姓的队伍，专打日本鬼子的，当官的咋叫你们来打红军？”

　　东北军官兵马上表白：“我们不愿意打红军，我们东北军大部分长官也不愿意打内战，是蒋介石这个老小子硬下命令逼着我们打的……”

　　这样无拘无束地随便交谈，气氛更加融洽，教育作用更大，通过谈心把政治工作做到东北军官兵的心窝里了。这样，我们师同东北军一二九师白天“打仗”，夜晚联欢，“激战”五六天，双方无一伤亡，真是一场奇特的阻击战。

　　十二月十三日清晨，我军前沿阵地发现东北军第一二九师已经全部撤走，阵地上留下许多“红军弟兄们，再见！”“红军弟兄们，抗日前线再见！”的字条。不久，我们师就接到指挥部来电，得悉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扣留了内战祸首、卖国贼蒋介石以及四十多名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好消息。全师指战员个个精神振奋，营区内外欢声雷动，比打胜一场歼灭战更加令人欢欣鼓舞，心花怒放。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亲日派何应钦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借口“讨伐叛逆”，调动大量军队，从东、西两个方面向西安推进，企图扩大内战，并乘机夺占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中共中央为了支援东北军和西北军粉碎何应钦的进攻，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决定红军主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二、第六军团等部队由定边、环县地区南下，拟经长武、咸阳、兴平进到蓝田、商县以南地区，协同东北军、西北军突击敌东路集团军刘峙部左翼，力求歼其大部或一部；以第二十八、三十三军和陕甘宁独立师留在环县附近钳制敌西路集团军的第一军；以第二十九、三十军在定边、盐池、吴起警戒宁夏之敌；调我八十一师开往延安地区机动。

　　十二月二十六日，当我红军主力进到庆阳、正宁地区时，蒋介石已被释放，敌东路集团军由潼关东撤，主力即在原地休整待命。但蒋介石被释放以后，又背信弃义，令东面十个师、西面和北面十五个师向西安对进。红军主力奉命进到西安北的淳北、三原、耀县地区，第十五军团进到西安东南的商县，第二十八、三十二军进至崇信、灵台地区。我八十一师进驻洛川，准备支援东北军、西北军作战。一九三七年一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也从保安迁到了延安。

　　由于我们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作了对付蒋介石“讨伐军”进攻的准备，加之全国人民同声遣责蒋介石，反对内战，“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从而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创造了一个必要的前提。此时，我红八十一师改编为红二十七军，贺晋年任军长，王平任政治委员，我任政治部主任，在洛川地区休整待命。

　　不久，周恩来副主度从延安去西安，途经大劳山时遭到土匪袭击，幸亏警卫人员英勇阻击，保卫了周副主席的安全。事后，我红二十七军即奉命移防宜川县东北的秋林镇，边训练边清剿宜川、延长、甘泉之间的土匪。这些土匪大多是经济土匪，占山为王，打家劫舍、拦路抢劫；匪徒中不少是受生活所迫、挺而走险的农民。我们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手段，很快便加以剿灭。

　　我红二十六军进驻洛川和宣川秋林镇期间，为了同驻地周围的东北军搞好统战工作，剿灭土匪，共同维护延安至西安的交通安全，军的领导同志经常走访东北军驻军长官，有时还带着宣传队去慰问东北军官员，为他们演出，宣传我们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双方关系日趋密切。东北军驻军长官也常有回访。

　　有一次，驻宜川县城的东北军派代表来到我们驻地，慰问我军指战员，并向贺晋年军长献旗。锦旗上写着：“献给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军长贺公晋年”。当时我们军的领导干部都很年轻：贺晋年仅二十七岁；王平年纪稍长，才二十九岁；我的年纪最大，也才刚满三十岁。东北军尊称贺晋年军长为“贺公”，当然是旧军队官场上的客气话，但也使我们这些年轻的军的领导干部大为惊讶，一时传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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