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民回忆录第三章东渡赣江反“围剿”(5)

第三章东渡赣江反“围剿”(5)

　　当时在中央苏区内，虽然有以英文Anti-Bolshevek（反布尔塞维克）的缩写“AB”团为代号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在活动，但“AB团”的人数并不多。可是，面对敌人大规模“围剿”，赣西南根据地内部又发生“富田事件”，部分指战员对“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不理解，牢骚较多等情况，一些领导同志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一时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加之缺乏正确的政策和方法，因此，一九三〇年十一月，我们红三军团到达小布进行整训时，在开展反“AB团”的肃反工作中，一开始便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倾向，而且逐步升级，越搞越扩大化。

　　那时候抓“AB团”的做法，完全凭主观想象和猜测，不调查、不研究、不分析、不讲事实，采用诱供、逼供的办法，甚至把队伍集合起来，排成一列长队，首先宣布“AB团”是反革命组织，“AB团”特务必须自首才有出路，然后察言观色，看有胆怯、畏缩或脸变色的人，就命令出列带走，进行诱供、刑讯逼供。刑讯完全采用对付敌人的办法，除了吊打还有一种刑法，就是把被审人的双手大拇指用铁丝扎紧，然后从两拇指中间打进一个木楔，问一声：“是不是AB团？”不承认，再往里打一下。俗话说“十指连心”，受审人疼得钻心，有的便昏迷过去，非常残酷。

　　因为“AB团”出在江西的富田、东韶一带，而红五军中多数是湖南平江、济阳一带的人，所以抓“AB团”的重点对象大多找我们东渡赣江以后在江西参军的新战士，而这些新战士根本不知道什么叫“AB团”，他们听说要抓“AB团”，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当刑讯逼供时，都用江西土话大哭大叫“唉嗯敌哟（我不知）”，“唉嗯晓鸭笔团哟”（我不晓得“AB团”），但经过诱供逼供后，大都屈打成招，招供自己是“AB团”，接着，又逼他交代“同党”。

　　新战士入伍不久，认识的都是同乡，于是，抓到一个“AB团”就供出一大片同乡、同学，象滚雪球似地越供越多。不仅如此，有时还把自供是“AB团”的人带到队伍面前，指着队列里的人逐个向他提问：“这个是不是？”“那个是不是？”只要他说声“是”，或者一点头，当即就把被指的人抓起来，再进行诱供逼供。经过刑讯逼供的人大多屈打成招，一承认是“AB团”，不几天就枪毙了。当时红五军全军不到一万人，肃反就误杀了二三百人，搞得人人自危，严重地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

　　毛泽东、朱德同志很快发现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于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给黄公略同志一封信，信中写道：“富田事变实为党内少数分裂分子所为，被国民党特务利用……苏区的广大干部、群众和红军战士是好的，少数同志对战略退却一时转不过弯来，是可以理解的。要劝说肃反委员会的同志停止过火行动……大敌当前，务必保持部队内部的团结稳定，前委要求全军同志，消除隔阂猜疑，把我们的精力用到反围剿上来……”

　　毛泽东、朱德同志这些指示精神传达到部队后，加之反“围剿”的反攻阶段即将开始，肃反工作才暂告停止，挽救了一些尚在审讯的战士，也没有再祸及到团以上干部，所以这一次肃反在红五军中没有误杀到团以上干部还算万幸。

　　我们红五军根据上级指示，当时也成立了肃反委员会，主要由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军政委张纯清负责；我是军党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也是肃反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参加过审讯，领导叫怎么搞就怎么搞，当开始审出“AB团”成员时，我曾大吃一惊，认为自己过去思想麻痹，敌人已经钻进我们军部来了还没有察觉。

　　可是，过了几天，“AB团”越抓越多，我便逐渐产生了怀疑，不相信会有那么多“AB团”；特别是对刑讯逼供的做法看不惯，心想：古代小说中写过许多“屈打成招”的冤案，我们怎么能搞这一套呢？但在当时的形势和政治气氛下，谁也不敢提意见，谁提了意见，轻者说你“右倾”，重者会引火烧身，也被当成“AB团”抓起来，招来杀身之祸。所以，我只能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审讯时埋头记录，不发言或少发言，现在想来，真感到内疚，愧对惨遭冤屈的好同志。可是，当时有的同志并没有认识到肃反扩大化的危害，在总结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时，还提出“肃一次反，打仗就一定打胜仗”。

　　实际上，因为肃反扩大化搞得人人自危，打仗时，大家怕别人讲自己不勇敢，是“AB团”；而打仗牺牲了，总比当作“AB团”被枪毙好。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我们的战士是多么忠诚老实，多么好呵！他们虽然害怕被打成“AB团”，但他们不消极、不逃跑，更不投敌，宁肯战死沙场，也不愿被人误解为“AB团”，这种精神实在感人，也促使我们曾盲目执行过错误路线的同志深刻反思！

　　回顾这次反“围剿”斗争，还有个教训是值得记取的。就是活捉张辉瓒后，将他戴高帽示众已经不太妥当，但在农民运动高潮时期已习惯于捉土豪劣绅游乡，战士出于对敌人“围剿”的气愤，将张辉瓒戴高帽示众也情有可原。更不应该的是有的同志出自对敌人的仇恨，未经报告总前委批准就擅自将张辉瓒杀了，并把他的头割下来，装在一个木匣子里，用木排顺流漂往潭头的方向去，说是“叫张辉瓒去南昌给蒋介石报丧”（后被敌人打捞取走）。这种极“左”的做法是十分幼稚和鲁莽的。

　　我后来才听说，张辉瓒是湖南人，曾在湘乡任湘军第二区司令，参加过北伐战争，与黄公略还有过私交。黄公略曾书赠张辉瓒一对条幅，抄录屈原诗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愿遥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张辉瓒颇有感触，回赠黄公略衡山石砚一方。“马日事变”后，张辉瓒追随鲁涤平反共，曾对他的朋友说过，当年投身北伐革命，所到之处，尽受民众拥戴；自从“马日事变”后，到处受到老百姓的反对，内心感到惶惑与苦闷。所以，他被俘虏后，对红军的情绪并不太对立，如果加以教育，也有可能转变立场，可惜当时就把他杀了。后来，张辉瓒的老婆跑去找她堂弟朱耀华，借着朱耀华旅的兵力，在我中央苏区大肆烧杀报复，朱耀华也成为反共的死硬派，欠下苏区人民一笔笔血债。这也是我们没有很好地执行俘虏政策造成的后果。

　　毛泽东同志对这件事批评多次，此后就很少发生杀害俘虏的事，更没有发生杀害敌人高级将领的事，挽回了杀掉张辉瓒这件事的不良影响。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