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民回忆录第三章东渡赣江反“围剿”(4)

第三章东渡赣江反“围剿”(4)

　　由于敌十八师与二十八师素有矛盾，互不协调，失掉联系，使敌十八师张辉瓒部处于孤军冒进的不利态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毛泽东同志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决定由工农革命委员会政卫团占领黄陂阵地，箝制源头、洛口、头陂之敌，而主力则利用暗夜分左、右两路向西开进，准备在运动中歼灭敌十八师于龙岗地区，实行中间突破，在敌阵中打开一个缺口，将敌东西诸纵队分割为远距离的两群，便于各个击破。

　　十二月三十日五时，敌十八师开始由龙岗向君埠进犯。九时，敌先头第五十二旅进到小别山西侧，正要登山时，当即遭到于凌晨即抢先占领了山头、埋伏待敌的我红三军第七师的迎头痛击。此时，我正面阵地只有红七师，敌人为抢占高地摆脱被动局面，拚力向红七师展开疯狂反扑，中午，红三军全部投入战斗；红十二军则向龙岗西南迂回到敌之侧后，占领了表湖及附近各山头；我红三军团和红四军一部亦沿龙岗北侧迅速插到张家车，截断了龙岗同东固等地敌人的联系，并发起猛攻，迅速占领了龙岗西北至上固一线的有利地形，把敌人紧紧包围。

　　下午二时，红一军团首先从正面突破，以优势兵力将敌十八师两个旅分割包围，四时发起总攻；与此同时，我红三军团利用打长沙后新建的山炮连摧毁敌迫击炮和重机枪阵地多处，打死打伤几百个敌人，紧接着，又以重机枪集中火力猛烈扫射，将敌人队形打乱。红军各部立即从四面八方向敌猛扑，敌全线崩溃，虽多次反扑突围，并以它留守东固的第五十四旅向龙岗增援，均未能得逞。

　　我军与敌人激战至黄昏，全歼敌第十八师师部和第五十二、五十三两个旅近万人。敌前线总指挥、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化装成伙夫，带着一个护兵躲在黄竹岭山腰的“屋檐洞”中，被我搜索连队活捉；该师代参谋长周纬黄、旅长王捷俊、团长李月峰等亦被我军俘虏，缴获各种武器九千余件，取得反攻第一仗的胜利。

　　张辉瓒师主力被歼，对敌人震动很大。敌第五十师谭道源部闻风丧胆，仓惶从源头向东韶方向逃窜。方面军总前委立即命令分左、中、右三路乘胜追歼谭师。我红三军团为左路军，经头陂直向东韶追击。胜利之师，士气特别高涨。当我们途经黄陂一处山坡时，见兄弟部队的一群战士正押着张辉瓒在山坡上示众。

　　我近前一看，张辉瓒，中等个子，肥头大耳，留着八字胡须，挺了个大肚子坐在山坡上，头上戴着写有“张辉瓒”三个黑色大字的纸糊高帽，见了红军部队经过他面前时，便尴尬地苦笑，又点头又哈腰。指战员们见了张辉瓒这副狼狈相、滑稽相，笑疼了肚皮，更增添了胜利后的欢乐，个个加快步伐，奋勇追击。

　　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晨，敌谭道源师正向洛口方向逃窜，我红三军团追上了逃敌，由西北方向展开猛攻；中路红十二军也由西向东攻击，互相配合，激战到下午三时，分别突破了敌军阵地，歼灭该师一个旅，俘敌三千余人，缴获两千多支枪。此时，其余各路敌军都纷纷溃退，五天之内，我红军连打两个胜仗，歼敌近一个半师，约一万五千人，缴获各种武器一万二千余件，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

　　战后，毛泽东同志写下了气壮山河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词一首，词中“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生动地写出了当时我军以泰山压顶之势，从四面八方把敌人包围、歼灭的壮观场景，确是鼓舞人心。但是，我们身经这场战斗的同志都知道，取得“活捉张辉瓒”的辉煌战果并非易事，这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逐步深入人心的结果，是毛泽东、朱德等总前委领导同志精心运筹、精心指挥的结果，是全军指战员英勇奋战的结果。

　　最后，我同李聚奎一起回忆第一次反“围剿”战斗，李聚奎告诉我，他当时担任主攻部队红三军第九师二十七团团长，由于敌人的垂死挣扎和疯狂反扑，红九师伤亡很大，该师李聚奎、王玉洪、李介思三个团长和二十七团政治委员贺水光都负了伤；二十七团除第二连连长逃跑投敌之外，全团的干部都或伤或亡，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当然，从全局来看，我们是以最小的牺牲换来了大的胜利，但从局部来说，战斗还是十分激烈、十分残酷的。我们今天还幸存的同志想起这场战斗，仍然深深地怀念着为取得这场胜利而英勇献身的烈士们。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我军乘胜转入战略进攻，在广昌、宁都、永丰、乐安、南丰等县境内消灭一些地主武装，新解放了几十万群众，巩固和扩大了中央苏区。我们政治工作干部就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召开军民庆祝胜利大会和各种座谈讨论会，教育部队和群众。部队在讨论中发言很热烈，有的在行军途中还边走边讨论，异口同声地说，这一仗打得真过瘾，诱敌深入才能打大胜仗；对总前委、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战略方针从心里信服了。

　　这时，苏区群众的情绪也很高，纷纷传说“红军里头有能人，毛泽东赛过诸葛亮，能掐会算，把敌人装进苏区的口袋里来打，真了不起！”多数群众庆幸自己听红军的宣传坚壁清野，损失很少，而少数不愿坚壁清野或坚壁清野不彻底遭受损失的群众，对比别人，自己也吸取教训，受到了教育。

　　在歼灭敌十八师张辉瓒部的战斗中，我军缴获了敌电台一部，报务员王诤、刘寅等人经过动员教育参加了红军，毛泽东、朱德同志很高兴，亲自接见他们，表示欢迎。从此，红军有了自己的无线电台。不久，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又缴获了一部一百瓦的大电台，建立了我军第一个无线电队，王净任队长，刘寅等任教员，不仅可以及时抄收国内外的新闻电讯，供领导干部分析形势、敌情的参考，而且沟通了与上海党中央无线电台的联络，摆脱了以往消息闭塞的状况。以后，王挣先后担任了红军无线电台大队长、军委通信联络局局长，为创建通信兵队伍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第一次反“围剿”期间，政治工作方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特别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误杀和伤害了不少好同志，教训尤为深刻。当时敌我斗争十分尖锐、复杂，国民党特务机关通过各种渠道派遣特务对红色根据地进行渗透、破坏，这是客观事实，但党中央“左”倾错误领导者过分夸大了敌情，把“立三路线”盲目进攻大城市、组织全国性的武装起义所造成的严重损失，以及干部、战士对错误路线表现的不满情绪，都归咎于敌人的破坏，要求各革命根据地从军队、地方到群众，普遍开展肃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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