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民回忆录第二章革命战争考验了我(5)

第二章革命战争考验了我(5)

　　以后的事实证明，何时达、黄世桥两位大队干部表现都很出色。可惜一九三〇年七月第一次进攻长沙时，在金井战斗中，何时达（当时任第八军第三纵队长）带领纵队冲在最前面，不幸中弹，壮烈牺牲；而黄世桥以后调到江西地方红军部队工作，在一次战斗中，他第十二次负伤，因伤势过重也光荣牺牲。

　　邓萍的一席话，把我的心说动了。我想，随营学校是个人才苔荤的地方，我在这里既是工作，又可以学习；特别是对我这种缺少军事理论知识的人来说，机会更是难得。我愉快地向邓萍表示：“我一定好好工作，边学习边工作，请你多帮助我。”

　　邓萍同我第一次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又进一步增强了对他的敬慕之情。论年龄，邓萍比我还小两岁，但他的学识和才干，却堪称我的师长。他是四川富顺县人，一九二六年考入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习，在学校参加共产党，一九二七年被派到彭德怀所在的湘军独立第五师一团从事兵运工作，参与组织领导平江起义，任红五军参谋长，是彭德怀的得力助手。他个儿不高，却很壮实，性格刚直、豪放；虽然没有上几年学，但靠自学却能文能武，不仅才思敏捷，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擅长书画。

　　当时红军中懂得油画的人很少，他却是个画油画的好手，一九二八年二月彭德怀在团部举行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时，墙上挂的马克思、恩格斯油画相，就是邓萍赶画出来的。他到随营学校后，也为学校画了一幅马克思相挂在“列宁室”（即俱乐部），并为“列宁室”的墙报画了刊头和插画，使“列宁室”倍添光彩。他作为一名高级指挥员，每次战斗前都亲临前线观察地形、敌情；战斗发起后，坚持到第一线指挥，这种身先士卒的英勇精神，赢得了红五军指战员一致的赞誉。

　　我刚当党支部书记时，没有工作经验，邓萍就亲自召开“支组联席会议”，要求每个支委、小组长根据自己工作的切身体会，谈谈什么样的人可以入党，党员应该具备那些条件，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怎样当好支委、小组长，怎样开好支部委员会、支部大会和党小组会等等问题，每次座谈讨论一二个题目，大家充分发表意见，也可以进行争论。在座谈讨论时，他自己做笔记，也要我认真记录，会后加以归纳、整理，由邓萍给学员上课，组织讨论，再次听取大家的意见，进行修改、补充，提高一步。

　　最后，我将邓萍讲课的内容并参考座谈会的记录整理成文，编写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怎样当好党支部书记、支委和小组长”，“怎样开好支委会、支组联席会”，“怎样开好支部大会”等教材，经邓萍修改、补充、定稿，再由我刻写腊纸油印出来，发给学员作为教材，这对于提高学员的政治水平、加强党的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每期学员毕业后，都把教材带回部队，结合本部队的实际去训练党支部书记、支委、小组长和党的活动分子，或作为上党课的教材，反映很好。以后，这些教材经过传抄、翻印，逐渐在红五军各部队推广。

　　在当时连队缺乏教材的情况下，这些带经验性的教材很受欢迎，并在运用中不断得到充实、提高。我通过这段工作，也逐渐学会了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总结、推广先进经验的工作方法。

　　邓萍工作很忙，但精力充沛，处处以身作则，事必躬亲。他每天都很早起床，第一个站在操场上，看学员集合、出操；学员上战术、技术课，他也经常去听课，现场指导、讲评。他经过军校的严格训练，很有军人的气质和风度，对操场纪律要求很严。他常说：“操场就是战场”，“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还常教育学员说：“你们毕业后要当干部，要带兵；常言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你们学习不好，不仅自己要流血，还会使部队遭到不必要的伤亡。”在他的激励下，学员学习都很刻苦，成绩很好。

　　我过去长期有晚上看书学习到深夜的习惯，早晨起床较迟，到随营学校后，自觉向邓萍学习，交代勤务员每天早早把我叫醒。勤务员是个五十多岁的老赤卫队员，裁缝师傅出身，为人很忠厚朴实，对我们这些年青人象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体贴照顾，我身穿的一套灰色军装，就是他亲手为我缝制的。

　　当时老百姓对军队的文书都称“师爷”，这个老勤务员也跟着老百姓的叫法，每天清晨就来叫“师爷起床，师爷起床！”我便赶快起床跑到操场，跟学员一起出操；学员上课时，我也同学员一起听课、演练，学会了一些战术、技术的基础知识。我从随营学校开始养成早起床的习惯后，几十年一直坚持下来，对身体健康确有好处。

　　邓萍对学员既严格要求又关怀备至。他平时很关心学员的伙食，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学校流动性大，不可能自己生产，又没有打土豪的任务，经费全靠军部供给，每人每天五六分钱的油盐柴菜钱中，还要节约六七十文钱伙食尾子，月底分给大家作零花钱，困难很多。

　　邓萍为了搞好伙食，保证学员身体健康，经常找司务长商量改善伙食的办法，比如到野外演习回来背些柴火烧，采集些竹笋、野菜等，真是精打细算，节省每一个铜板来改善部队生活。他了解到我家中有老有小，生活困难，便从自己多年积蓄的四五块钱中，拿出三块钱给我，要我捎回家去。我同家里已经几个月没有通信联系了，不了解家里的情况，便托一个老乡帮我捎回家去。当时分伙食尾子每人每月大约只有五分七厘钱，最多也仅一角钱左右，这三块钱要靠我自己省吃俭用积蓄得很长时间才够，而邓萍却这样慷慨无私地支援了我，这种阶级友爱精神使我深受感动。

　　邓萍同志是我到红军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个良师益友，他当时才二十一岁，以后担任红五军军长、红三军团参谋长也只有二十几岁，真是个少年英豪，难得的好将才。可惜在长征途中，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我红三军团第二次攻打遵义城时，他亲临遵义城下指挥攻城，英勇牺牲，年仅二十七岁。这是我党我军一个重大损失，也使我失去一位好首长、好老师。他的光辉形象一直活在我的心中。

　　一九三〇年二月初，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直属队和第一、三、四纵队由泰和马家洲一带转移到距永新县城仅十五公里的安福县洲湖地区整训，进行攻打安福城的战斗演练，并准备攻下安福后向北发展，夺取袁水流域诸城。一天深夜，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秘书长陈正人等人匆匆赶到红五军军部驻地，向彭德怀、腾代远控告驻在永新县城的纵队司令袁文才、副司令王佐所谓“受编不受调”、“反对宁冈分田”、“破坏苏维埃政府、拢害永新赤色政权”、“要叛变”等等“罪状”，要求红五军立即解决袁、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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