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民回忆录第二章革命战争考验了我(4)

第二章革命战争考验了我(4)

　　我和王炳良带领四中队的战士快步冲在前头，兄弟中队紧跟在后。我不仅道路熟悉，而且从小生长在山区，翻山越岭如履平地，真如猛虎下山，一直冲在队伍的最前头，扑向敌人。当我接近祠堂时，马上举起刚从永和市战斗中缴获来的新手枪喊道：“同志们，冲啊！”随着喊声，我一枪撂倒了敌哨兵，率先冲进了祠堂大门。

　　这时，敌联防队员还在鼾睡，突然听到枪声四起，杀声震天，都从睡梦中惊醒。因为是盛夏季节，祠堂的门窗都敞开着，惊恐中的敌人摸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情，顾不得穿上外衣，就各自跳窗或夺门往外跑。有的刚出祠堂就被打死，有的发现已被红军包围，不敢抵抗，赶忙顺着山沟向东没命地奔跑；几个想过河顺大路逃往高坪的敌人，都被撂倒在河滩上。

　　我和王炳良带领四中队的红军战士和兄弟中队一起沿着山沟追击逃往山里的敌人，象猎手追赶兔子一样，见一个逮一个，逮不住就用枪打，在追击中又歼敌几十人。这一仗，歼灭敌联防队过半，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和三匹马。可惜头天晚上，伪联防队长黄成这个反动家伙到外头鬼混，没有回马栏坳，被他漏网了。

　　清晨，一轮红日从山巅冉冉升起，驱散了云雾，映照着巍峨的群山，使苍松翠竹掩映下的马栏坳显露出一派生机。我们二纵队的红军指战员结束了战斗，整队经过马栏坳的小街道凯旋而归。三个战士骑着刚缴获的三匹骠壮的枣红马走在队伍的前头开路，威风凛凛，吓得土豪劣绅打着哆嗦，喜得贫苦群众眉飞色舞，喷喷称赞说：“红军的马队都开来了，难怪那‘灰狗子’（联防队穿灰色军装）跑得比兔子还快呢！”

　　过了两天，溃散躲藏在山上的敌联防队员陆续回高坪伪区公所报讯。他们胆战心惊地说：“红军红盔红甲腾云驾雾从天而降，谁能阻挡得住呢？”这些“灰狗子”绘声绘色的描述，使红军这次偷袭更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此后多年，“红军红盔红甲红战马腾云驾雾袭击马栏拗联防队”的故事，一直在浏阳东乡一带流传。

　　偷袭马栏坳的胜利，使红军的声威大振，也使土豪劣绅大为惊恐，惶惶不可终日。八月中旬，我二纵队乘胜进攻高坪区团防局。团防局长闻风带着团丁仓惶逃跑，我们扑了个空。

　　团防局设在高坪“祠堂”。祠堂内有一个“义仓”，祀会把历年来收的租谷都囤积在“义仓”里，青黄不接时再借给本族的贫苦农民渡荒。因南方气候春季潮湿、夏季炎热，所以，用木料构筑的粮仓要架离地面一米多高，留下这个空隙春季可以隔潮，夏季保证通风降温，防止积谷霉烂变质。团防局占据祠堂后，就利用这个“义仓”下面的空隙作为牢房，关押抗租抗税的群众。我们二纵队冲进团防局后，抓住了几个看管牢房的团丁，把被关押的群众释放出来。有的战士一气之下，一把火就把“义仓”和仓里的粮食全烧掉了。

　　烧了团防局还祸连了毗邻的甸溪高等小学，把甸溪高小的全部校舍也埋葬在火海之中。我曾在甸溪高小读过四年书，在这里接受过革命教育，对母校有很深厚的感情，眼看着作为社会慈善机构的“义仓”和母校都焚于一炬，心里很难过，但这次战斗是几个中队的联合行动，我也无力制止。

　　这种盲动主义的错误使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受到很大影响，许多群众特别是贫苦农民第二年春荒时借不到“义谷”，土豪劣绅不仅乘机抬高粮价，还煽动群众说：“红军故意烧了义仓，要饿死百姓”；“红军故意火烧学校，不让伢子上学”，造成一些群众对我们产生怨气，使我们脱离了群众。对于盲动主义的错误，直至一九三〇年春学习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之后，全军对其错误的性质、根据和纠正办法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才逐步得到克服。

　　§连克四城军威壮

　　一九二九年八月，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两个纵队从井冈山返回湘赣边与黄公略率领的湘鄂赣边境支队（即原红五军第二纵队）会合；九月初，两支队伍又进行合编，仍称红五军，全军编成五个纵队。合编后，我们仍为第二纵队，纵队司令仍是李实行，党代表改由张启龙担任，还留在浏阳、万载、铜鼓一带开展游击活动；而彭德怀见丙子岭一带地理环境较好，根据地也比较巩固，便将红五军随营学校留在丙子岭北面张家坊的小河地区进行训练，自己和滕代远、黄公略率红五军军部和第一、第三纵队往平江、修水一带游击。此时，红五军参谋长兼随营学校教育长邓萍可能从张启龙那里了解到我曾当过小学教员，是个“知识分子”，而随营学校正缺一名党支部书记，便将我调到随营学校担任党支部书记。因为当时红军中的党组织还是秘密的，所以对外称为“文书”。

　　我一到随营学校，邓萍就亲自同我谈话，向我介绍随营学校的情况。他说：“随营学校是红五军军委直接领导的干部军事政治学校，主要任务是培养红五军的基层军政干部。这一期学员大多是参加平江起义的老战士，还有一批从地方游击队、赤卫队抽调到主力部队来的骨干，素质都比较好。”我说：“我虽然当过小学教员，但军队的学校工作没有搞过，就怕搞不好工作，还是让我回作战部队吧！”

　　他又耐心地开导我说：“学校工作非常重要，澎老总一向很重视开办学校培养干部，早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他就任湘军独立第五师一团团长时，就向师长周磐建议创办一所随营学校，并推荐黄公略任校长（后由贺国中代理校长），把秘密士兵会的章程作为随营学校的章程，在学校中发展秘密士兵会会员，积蓄革命力量，后来随营学校全部参加平江起义，成为我们组建红五军的一支骨干力量。平江起义后，彭老总还是坚持要把随营学校继续办下去，培养部队骨干，他自己兼任校长，要我兼任教育长。我的工作很忙，现在你来了，负责党支部工作，在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方面多负些责任，我的担子就轻一些了。”

　　在交谈中，邓萍还告诉我：“彭老总讲过，办好学校，要舍得下本钱，学员要挑选好的，培养出来的骨干能一个顶一个用；而要培养好学员，必须有好的干部、好的教员。他亲自挑选了何时达当大队长、黄世桥当副大队长。何时达是个知识分子，长沙人，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有一套军事理论，口才又好，他讲的战术、技术课很受学员的欢迎，副大队长黄世桥是行伍出身，当兵多年，很有战斗经验；他枪法很准，有一身过硬的军事本领，艺高人胆大，作战非常勇敢，负过十一次伤，闯过许多鬼门关；他给学员做示范动作十分利索，学员们都很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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