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民回忆录第二章革命战争考验了我(2)

第二章革命战争考验了我(2)

　　原来这些敌人是高坪区民团“清乡”回来的。他们走在山间小道上，有的把步枪当扁担用，枪管上枪托上挂满了抢来的鸡、鸭、鱼、肉；有的干脆大背枪，腾出两只手来拎着鸡、鸭或扛着大大小小、红红绿绿的包袱，个个心满意足地“满载而归”。他们见天快要下雨，正急忙赶路，对于我们的伏击，毫无觉察。

　　当敌人进入我伏击圈时，王炳良大喊一声“打！”一阵步枪排射之后，战士们便跃出草丛，喊着“杀”声直向敌人猛扑下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反动民团老团丁李桂生是高坪区有名的兵痞子，经常欺压老百姓，但“恶人兔子胆”，一听枪声转身就往路旁的梯田里跳，没料到跳进一丘种水稻的烂泥田，烂泥一下子陷到大腿，使劲拔腿也迈不开步，被我们一枪结果了性命。

　　我乘战士们打死李桂生的时机，趁势领头高喊：“把枪丢下，让你们活命！”战士们也跟着喊了起来。这下团丁们象得了“大赦令”似地，把枪当扁担的团丁赶忙丢下枪和抢来的东西跑了；大背枪的团丁边跑边卸枪，慌里慌张怎么也难卸下来，有的被打死，有的顺着山边的小河沟没命往山下跑，河沟弯弯曲曲我们不好打，沟水又浅淹不死他，总算没有丧命。这次伏击战打死了三四个敌人，缴了好几支枪和一部分子弹。

　　瓢泼大雨下来了，大家衣服单薄确有点冷，但是有了缴获，都忙于打扫战场，心里热乎乎的。有的还笑呵呵地说：“老天爷就是下刀子，我也得把战场打扫干净，一颗子弹都不能漏掉。”士气之高，实在令人高兴。

　　六月初的一天，我们第二纵队第七大队第一、四中队正在浏阳县船仓乡一带山区活动。侦察员兴冲冲地跑来报告：端阳节中午，永和市商会和镇上的地主豪绅要大摆酒宴犒劳伪保安团。这确是歼敌的好时机。一中队长彭绍辉、党代表于定一、四中队长王炳良和我四个领导同志马上开会研究，决定联合行动，奔袭永和市，出敌不意，打它个措手不及。

　　永和市是浏阳东乡的一个土特产集散市镇，离船仓乡仅十多华里。这里是个山间盆地，地势平坦，人口稠密，一条大溪河（此地盛产有名的“菊花石”，故又称“菊溪”）由北向南绕城西去，水陆交通方便，商贾云集，街道两旁商店林立，市场十分繁华。国民党伪保安团就驻扎在离闹市不远的菊溪小学内。我少年时常来此地卖柴，对地形、道路、民情非常熟悉。在研究作战方案时，我考虑到大白天突袭敌人可能遇到许多困难，便建议选择一条避开闹市、隐蔽接敌的道路。

　　两个中队的干部研究后，都分头进行战斗准备。我按照红军的规矩，首先集合部队作战斗动员。那一天，我身穿一套黑色的粗布中山装，腰间的皮带上斜插着一支手枪，站在队伍的前面，显得格外振奋。由于平时我常同战士谈心，一起唱歌、做游戏，战士们对我既亲近又尊重，所以，我每次站到队前讲话，战士们都能聚精会神地听着。今天，他们从我精神焕发的神采和闪烁着兴奋、激动的目光中，猜测着这次讲话不比寻常，可能会有什么好消息，注意力更加集中。

　　我扫视了战士们一张张熟悉的脸孔之后，便开始简要地诉说自“马日事变”以来，东乡的土豪劣绅组织民团、保安团残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横行乡里的种种罪行，激起了战士们的阶级仇恨，燃起了复仇的怒火。接着，我话锋一转，告诉大家我们两个中队决定联合行动，奔袭永和市、歼灭伪保安团的战斗计划。话音刚落，战士们立即沸腾起来，个个磨拳擦掌，纷纷请求参战。我抓住这股高涨的情绪，请中队长王炳良布置具体的战斗任务。最后，我向大家提出要求：马上着手做好战前的充分准备，一听号令，立即行动。

　　这一年的端阳节是阳历六月十一日。南方的初夏，气候瞬息万变。六月十日，永和市一带还是大雨滂沱，激起大溪河水暴涨，水深流急；第二天早饭后，却雨过天晴，蓝天如洗，给这次奔袭增添了几分喜气。我们一、四中队的红军战士们精神抖擞，从船仓乡山地轻装出发。当时两个中队不过六七十人、四五十条枪，人数不多，却很精悍。虽然我们队伍中有穿军装的，也有不少仍然穿着便衣的，乍一看，好似一群庄稼汉，但从我们那雄赳赳的行军步伐上，却能显示出红军队伍的威武来。

　　我时而同王炳良一起走在队伍的前头，时而插在队伍的中间，边行军边作简短的鼓动：“同志们，消灭反动保安团，为死难的烈士报仇！”“沉住气，听指挥，这一仗一定打得好！”

　　我们的队伍沿着梨树岭左侧的山沟隐蔽急进。近午时分，骄阳似火，晒得大地蒸发出一股股热气，显得格外闷热。战士们汗流浃背，口干舌燥，但求战的热情使大家忘却了口渴，忘却了疲劳，一股劲快步向前。这时，在田间干活的农民早已提前歇晌回家过节，我们红军队伍如人无人之境，直插伪保安团的驻地——菊溪小学。

　　菊溪小学原是东乡著名的学校，在大革命时期，师生们为了发展农民运动，积极齐展宣传工作，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同土豪劣绅进行斗争。“马日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着湖南城乡，革命的教师有的被抓，有的逃跑，连学校也被伪保安团霸占作为兵营，成为保安团寻欢作乐和关押拷打革命群众的场所。

　　端阳节这一天，地主豪绅为了犒劳这伙看家护院的走卒，送去了鸡鸭鱼肉，让他们大嚼大喝一顿。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大白天会遭到红军的袭击，一个个忘乎所以，敞怀畅饮，吆五喝六，猜拳行令，喧嚣之声，溢于四野。除几个站岗的以外，大都喝得酩酊大醉。

　　正在这时，我和王炳良率领第四中队，彭绍辉和于定一率领第一中队分成两路以隐蔽、轻捷的动作，缴下了哨兵的枪。接着，我就带头冲进保安团饮宴的厅堂，大喝一声：“不许动，谁敢乱动就打死谁！”一百多个团丁面对红军明晃晃的刺刀还莫明其妙，有的嘟吹着：“别……别开玩笑！”有一个家伙见势不妙，拔腿想跳窗逃跑，被一枪结果了性命。

　　这一枪，把烂醉的团丁吓醒了。这伙团丁本来就是些流氓地痞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当他们看到站在面前的是真格“从天而降”的红军，而不是他们的同伙在“开玩笑”时，便象被捅乱了的马蜂窝，一哄而散，各自夺路逃命。我们马上开枪追击。这些家伙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剩下的都作鸟兽散，落荒而逃，仅十几分钟便结束了战斗，缴枪十余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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