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民回忆录第二章革命战争考验了我

第二章革命战争考验了我(1)

　　我们将军业余合唱团自豪地唱道：“革命战争考验了我，立场更坚定……”事实正是这样。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47页）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我和战友们一样，都在革命战争的烈火中经受考验与锻炼，用枪杆子改造旧世界，也改造着自己。

　　党代表的无声命令一九二八年冬，我从高坪区游击队调到红五军第二纵队二大队四中队任党代表，仍以长坑、丙子岭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活动。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二日，湘鄂赣边区特委在平江东乡八区召开特委扩大会议，选举了王首道、李宗白、袁国平、张启龙、黄公略、邓湘君六人为特委常委，王首道任特委书记。

　　会议着重讨论了工作计划、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为了统一边区革命武装组织，决定将黄公略率领留在湘鄂赣边境的红五军第二纵队改编为湘鄂赣边境支队，由黄公略任支队长，下辖三个纵队，每个纵队辖三个大队，每个大队辖三个中队，每个中队辖二至三个分队。第一纵队以平江西北乡为根据地，向巴陵、湘阴边境及通城一带游击；第二纵队以浏阳、铜鼓、万载交界的大围山为中心，向宜春、新昌及浏、铜、万边境游击；第三纵队以修水、铜鼓、平江边境为根据地，相机深入修水活动，向武宁、通山游击，与鄂南革命武装取得联系，同时决定给每个区增拨四支枪，以扩大游击队（赤卫队）组织。在军事策略上，要求统一指挥，实行化整为零，分散游击，昼伏夜出，敌合我散，敌散我合的活动方式和采取暗袭而不与敌硬拚的战术。

　　经过这次改编，我们第四中队的番号不变，隶属于湘鄂赣边境支队第二纵队第七大队。第二纵队纵队长李实行、党代表余伯坚，第七大队大队长周彩新（党代表的名字忘记了），第四中队中队长仍是王炳良，我仍任中队党代表。

　　我们第二纵队是以平江起义的部队为骨干，加上平江、浏阳一带的地方赤卫队、游击队混合编成的。因队伍刚组编不久，军政素质都有待提高。我们第四中队辖三个分队，每分队十人左右，仅三十多人，其中只有少数参加过平江起义的干部和老战士穿着“国民革命军”灰色的旧军装，戴军帽，腰束皮带，持有汉阳造七九步枪，比较威武，象个军人的样子；我和大部分战士都是刚从地方游击队编到红军主力部队来的，仍然穿着老百姓的黑色或蓝色的汉装衣裤或中山装，戴着毡帽或扎条头巾，腰间扎条布腰带；有的年轻战士为了显得神气一些，有意用长长的头巾在头上扎了好几道，扎得象戴顶园形的帽子，也挺威武，只是武器还不够，不能做到一人一支枪，现有的枪支也大多是杂牌步枪，子弹很少。

　　虽然条件这样差，但无论是穿军装或穿便衣的，大家都感到自己是“主力军”了，不能再象游击队那样“游击习气”，要有个“主力军”的样子，走起路来也都学老兵那样挺胸阔步甩胳膊，无论戴不戴军帽，一律行举手礼。我看到干部、战士这种积极上进的情绪，心里很高兴，认为虽然目前这支队伍还处于从游击队向主力红军过渡的阶段，但只要有这股旺盛的士气，经过教育训练和几场战斗的锻炼，一定会成为能征善战、名副其实的主力红军。

　　彭德怀、滕代远和黄公略等同志从领导平江起义创建红五军起就开始注意军队的政治工作，下决心要把这支来自旧式军队的队伍，改造成为革命的新型军队。早在一九二八年八月上旬，初创的红五军在撤出平江县城转移到平江东乡龙门休整时，就进行了类似秋收起义部队“三湾改编”那样的近十天整训，建立了政治部，由党代表腾代远兼政治部主任，张荣生任副主任，加强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从上到下建立健全党代表制；连队建立秘密党支部，从起义前的秘密士兵会会员的积极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增强党组织的力量；并继续加强士兵委员会的工作，通过公开的士兵委员会开展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

　　同时，明确规定了政治工作的任务，对内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士兵委员会活动；对外开展群众工作，组织领导群众打土豪、镇压反动分子，并领导宣传队，开展宣传活动（主要是写标语、口头宣传）、动员青年参军，扩大红军队伍。龙门整训，加强了党的领导，建立党代表制和连队党支部，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就使起义部队区别于旧式军队，使红五军沿着“政治建军”的正确道路不断地巩固和发展。

　　红军初创时期党代表制度的建立，彻底破除了旧式军队的“一长制”，确走党代表（后改为政治委员）与军事指挥员同为部队的首长，而且党代表对部队有指挥权和对战役、战斗的最后决定权，战斗命令必须经党代表签署才能生效，这就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正因为党代表在部队中的地位和作用，各级党代表在干部、战士的心目中便成为党的领导的化身，党代表的一言一行就是表率，就是无声的命令，所以，我深感到自己肩负责任的重大，决心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团结、带领部队去冲锋陷阵，克服一切困难，完成党交予的各项战斗任务，夺取胜利。

　　一九二九年四月初的一天下午，天色阴沉沉的，一朵朵乌云象股股浓烟从天边滚滚而来，预示着一场大雨即将来临。我们四中队正打完土豪返回驻地，走到横叉山口以西的山间树林里休息。突然，警戒哨兵报告，前方五六百米处发现敌人，大约有二三十人，由东向西朝我们靠近。

　　敌情突然，没有思想准备，不少新战士一听，腾地站了起来，显得有些慌张，不知所措。我心想，要是这样慌慌张张地投入战斗，仗肯定打不好，忙笑着说：“嘿，真巧，我们还缺几条枪，敌人就送礼上门了。他送多少，我们收多少，还不要打收条呢！”没想到一句笑话，等于一席动员，大家哈哈一乐，紧张的气氛马上就缓和下来。我也不多讲，转过头去对中队长王炳良说：“你布置任务吧！”

　　王炳良会意地笑了。他从容地说：“同志们，我们在暗地，敌人在明处，这种仗好打，枪一响，敌人准乱成一锅粥。大家不要太紧张，听我的指挥，没有命令不要开枪。”说罢，便指挥各分队埋伏在敌人必经的横叉山口两侧山坡的草丛里，准备伏击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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