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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八


  毛主席古今中外的历史知识非常渊博,谈起话来经常引用历史上的典故。有时也把自己摆进去。记得“高饶事件”发生前,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有许多同志发了言,有的还作了自我批评。毛主席最后说:犯错误,都是难免的,我们都有。随即说,在座的有人可能还记得,我们刚到陕北时,征粮重了,老百姓不满意。一九四二年有个县委书记,打雷时触电死了。在一次集市上有人讲:“雷公为什么不打毛泽东。”当时有的同志主张把他当“反革命”抓起来。我不赞成,群众对我有意见,说明我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不够嘛!我当时几夜睡不好觉,反复想这个问题,以后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也改善了党和人民的关系。

  接着,毛主席举了第二个例子。他说,到陕北时有人议论:张国焘、毛泽东谁的学问大,有的说张国焘学问大。既然群众有议论,还是应该注意嘛!我又发奋读了一些书。

  毛主席说这些话的肘候,态度很从容,语调很恳切,对我的教育很大,至今还引为借鉴。

  毛主席对铁路事业是很关心的。每次乘火车外出,都要抽时间同机务、乘务人员谈话,鼓励他们做好工作。一九六四年,成昆铁路未动工之前,毛主席就一再说,那里有广大群众,有煤有铁,成昆线是大三线的主要干线,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一定要修好这条铁路,不然我睡不好觉。动工以后,尽管困难很多,但进度较快。如果不是后来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可以预期提前完工。结果推迟了两年才勉强完成。

  毛主席对我个人的关怀更是终生难忘的。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政治局在杭州召开的一次扩大会议上,林彪硬说彭真、林枫和我结成了反他的小集团,名曰“桃园三结义”。“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主席告诉周总理“要保吕正操”,并由周总理亲自到大连向林彪传达这一指示。然而,林彪表面答应,背后却伙同江青、陈伯达及其顾问康生去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我进行围攻、揪斗,造谣诬陷,进而制造假案,欺骗中央,把我非法关押起来。直到一九七四年在毛主席指示限期“八一”见报的情况下,我才得以恢复自由。

  在西柏坡,我还见到了周恩来同志。不久,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即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我所见到的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始终是忠心耿耿,任劳任怨,不管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出色地完成党和毛泽东同志委托的各项任务。

  同时,他一直置身于群众之中,有功不居,有过不诿。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好传统好作风。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杰出的活动家。但是,在具体工作中,在日常生活中,他又是以极为平凡、极为质朴的身份出现的。

  他对干部要求很严格,但又诚恳亲切,循循善诱,从不训斥。凡是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同志,都会感到心情舒畅,工作起来有信心,有干劲。多年来,不论在大小会议上他都是不厌其烦地倾听各方面意见,让人把话说完,对别人提出的问题,都认真解答,自己不懂的就不耻下问。周总理还善于启发别人提出见解,说对了,他就欣然一笑,表示赞许。周总理的知识是非常渊博的,但在群众面前既是学而不厌的学生,又是诲人不倦的先生。有一次在上海开会时,毛主席的《浣溪沙》词尚未发表,我和赵尔陆等几位同志看到传抄稿,其中“长夜难明赤县天”的“县”字,误抄为“悬”字,大家都看不懂,叫我去请教周总理,周总理说他也不清楚。事后周总理找到毛主席原稿,始知传抄有误,随即打电话给我们,知道我们在午休,就写了一个便笺,送到招待所给我:

  昨晚被你考住,今晨与范若愚同志谈,将“赤悬天”勉强解释为“赤日当空”“赤日悬空”的意思,并托尔陆同志转告,现取阅主席诗词原本,方知为“长夜难明赤县天”,并非“赤悬天”,赤县神州,大家懂得,自不费解,想以电话告,适你午睡,便以书代话,并望转告尔陆。

  一纸短笺,意味深长。从这一件小事中,也能看出周恩来同志是多么谦逊诚恳,对同志是多么体贴入微啊!

  周恩来同志德尊一代,功垂千古,他把毕生精力无私地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和国际友人的衷心爱戴和永远怀念。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决定成立军委铁道部,滕代远任部长,我和武兢天任副部长,以东北铁道部和华北交通部合组军委铁道部。会后,我即赶回哈尔滨,决定由东北铁道部抽调干部名单,于四月初回北平成立军委铁道部,我负责专管运输工作。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军委铁道部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我仍任副部长,分工管运输。

  一九五年十月,我军入朝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我兼任抗美援朝运输司令员。抗美援朝结束后,改为兼任军委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部长,没有管实际工作,是挂名职务。

  一九五六年八月党的第八届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滕代远因病疗养,我代行部长职务。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滕代远因病离职,我代理部长职务。

  一九六四年八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决定我到西南修铁路,负责西南三线建设工程。当时成立西南三线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任总指挥,我任副总指挥。

  一九六五年一月,全国人大代表会议,我被提名任铁道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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