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正操回忆录(118)

一一八

　　毛主席古今中外的历史知识非常渊博，谈起话来经常引用历史上的典故。有时也把自己摆进去。记得“高饶事件”发生前，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有许多同志发了言，有的还作了自我批评。毛主席最后说：犯错误，都是难免的，我们都有。随即说，在座的有人可能还记得，我们刚到陕北时，征粮重了，老百姓不满意。一九四二年有个县委书记，打雷时触电死了。在一次集市上有人讲：“雷公为什么不打毛泽东。”当时有的同志主张把他当“反革命”抓起来。我不赞成，群众对我有意见，说明我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不够嘛!我当时几夜睡不好觉，反复想这个问题，以后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也改善了党和人民的关系。

　　接着，毛主席举了第二个例子。他说，到陕北时有人议论：张国焘、毛泽东谁的学问大，有的说张国焘学问大。既然群众有议论，还是应该注意嘛!我又发奋读了一些书。

　　毛主席说这些话的肘候，态度很从容，语调很恳切，对我的教育很大，至今还引为借鉴。

　　毛主席对铁路事业是很关心的。每次乘火车外出，都要抽时间同机务、乘务人员谈话，鼓励他们做好工作。一九六四年，成昆铁路未动工之前，毛主席就一再说，那里有广大群众，有煤有铁，成昆线是大三线的主要干线，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一定要修好这条铁路，不然我睡不好觉。动工以后，尽管困难很多，但进度较快。如果不是后来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可以预期提前完工。结果推迟了两年才勉强完成。

　　毛主席对我个人的关怀更是终生难忘的。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政治局在杭州召开的一次扩大会议上，林彪硬说彭真、林枫和我结成了反他的小集团，名曰“桃园三结义”。“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主席告诉周总理“要保吕正操”，并由周总理亲自到大连向林彪传达这一指示。然而，林彪表面答应，背后却伙同江青、陈伯达及其顾问康生去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我进行围攻、揪斗，造谣诬陷，进而制造假案，欺骗中央，把我非法关押起来。直到一九七四年在毛主席指示限期“八一”见报的情况下，我才得以恢复自由。

　　在西柏坡，我还见到了周恩来同志。不久，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即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我所见到的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始终是忠心耿耿，任劳任怨，不管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出色地完成党和毛泽东同志委托的各项任务。

　　同时，他一直置身于群众之中，有功不居，有过不诿。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好传统好作风。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杰出的活动家。但是，在具体工作中，在日常生活中，他又是以极为平凡、极为质朴的身份出现的。

　　他对干部要求很严格，但又诚恳亲切，循循善诱，从不训斥。凡是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同志，都会感到心情舒畅，工作起来有信心，有干劲。多年来，不论在大小会议上他都是不厌其烦地倾听各方面意见，让人把话说完，对别人提出的问题，都认真解答，自己不懂的就不耻下问。周总理还善于启发别人提出见解，说对了，他就欣然一笑，表示赞许。周总理的知识是非常渊博的，但在群众面前既是学而不厌的学生，又是诲人不倦的先生。有一次在上海开会时，毛主席的《浣溪沙》词尚未发表，我和赵尔陆等几位同志看到传抄稿，其中“长夜难明赤县天”的“县”字，误抄为“悬”字，大家都看不懂，叫我去请教周总理，周总理说他也不清楚。事后周总理找到毛主席原稿，始知传抄有误，随即打电话给我们，知道我们在午休，就写了一个便笺，送到招待所给我：

　　昨晚被你考住，今晨与范若愚同志谈，将“赤悬天”勉强解释为“赤日当空”“赤日悬空”的意思，并托尔陆同志转告，现取阅主席诗词原本，方知为“长夜难明赤县天”，并非“赤悬天”，赤县神州，大家懂得，自不费解，想以电话告，适你午睡，便以书代话，并望转告尔陆。

　　一纸短笺，意味深长。从这一件小事中，也能看出周恩来同志是多么谦逊诚恳，对同志是多么体贴入微啊!

　　周恩来同志德尊一代，功垂千古，他把毕生精力无私地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和国际友人的衷心爱戴和永远怀念。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决定成立军委铁道部，滕代远任部长，我和武兢天任副部长，以东北铁道部和华北交通部合组军委铁道部。会后，我即赶回哈尔滨，决定由东北铁道部抽调干部名单，于四月初回北平成立军委铁道部，我负责专管运输工作。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军委铁道部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我仍任副部长，分工管运输。

　　一九五年十月，我军入朝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我兼任抗美援朝运输司令员。抗美援朝结束后，改为兼任军委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部长，没有管实际工作，是挂名职务。

　　一九五六年八月党的第八届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滕代远因病疗养，我代行部长职务。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滕代远因病离职，我代理部长职务。

　　一九六四年八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决定我到西南修铁路，负责西南三线建设工程。当时成立西南三线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任总指挥，我任副总指挥。

　　一九六五年一月，全国人大代表会议，我被提名任铁道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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