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正操回忆录(31)

三一

　　四、在辽阔的平原上，敌人没有群众基础，若没有可靠的近代交通联络线的设备，或没有较大的兵力保护交通联络线，以维持敌人现代化兵种庞大资源的供给，要想在平原上站住脚，是很困难的。我们必须一切为着抗日，一切战时化，适应游击战争，彻底毁掉一切可能通行汽车的道路，埋藏所有食粮与重要物品，严密封锁消息，全体总动员，防范汉奸的潜入，彻底做到物质上精神上的坚壁清野，以粉碎敌人任何进攻企图，保证游击区的巩固与扩大。

　　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最后战胜日军的最可靠的保证。惟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团结各个阶层和广大群众。人民群众团结的力量，才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力量，才是实现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力量。

　　部队一面整编，一面战斗，斗志旺盛，文化娱乐活动非常活跃。当时，文化生活最大众化，最简便易行，最容易传播，最有战斗力的是歌曲。教战士们唱会一支歌，等于上了一堂政治课。所以部队指战员都欢迎宣传队、剧团派人到连队去教唱歌。战士们在整训练操时要唱歌，在行军时要唱歌，在开大会集合时也要唱歌。连队与连队常常开展歌咏比赛，互相叫阵、挑战，看哪个连队唱得多，唱得好。“唱得好，唱得妙，再来一个要不要？”带队人一号召，战士们马上响应：“要！要!要！”全体战士鼓掌欢呼，于是各连队反复轮唱，直到大家喜爱的歌唱完为止。一开始是齐唱，以后进而搞二部、三部、四部合唱。指导员、连长或排长就是唱歌的指挥员，我们八路军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在比赛唱歌时表现得很突出。

　　军区非常重视部队的文娱活动，尤其是唱歌，战士们往往是欢迎首长带头唱，孙志远有这方面的才能，在开会的场合，多是他带头唱，也鼓动大家唱。他经常唱的最拿手的歌是《国际歌》、《铁骑兵之歌》、《游击队之歌》。火线剧社的同志们也总是爱唱这几支歌。当时从延安或从晋察冀边区传来的新歌曲，剧社首先学会，然后再很快教会连队唱。如果有的连队不会唱歌，或者有的连队唱得不多也不好，那就会被认为是政治工作落后的表现，战士们会埋怨，连长、指导员就觉得不光彩。以后把唱歌甚至作为对敌伪开展政治攻势的武器，每当夜晚的时候，战士们到岗楼附近去唱歌喊话。

　　以后，《八路军进行曲》从延安传到冀中来了，这是一首很有鼓舞力量的歌子。军区宣传部长张仁槐同志觉得进行曲对部队的教育鼓动作用大，就让火线剧社结合冀中平原的战斗环境和部队任务的特点，编写了一首《三纵队进行曲》，歌词是陈乔写的，由苏路谱曲，经过程子华政委审阅修改后，很快就发到部队学唱。苏路同志一九四八年在天津城郊和敌人遭遇被捕，狱中坚贞不屈，被敌人投入海河，英勇牺牲。张仁槐同志在一九四二年“五一”反“扫荡”中牺牲，当时听到他的死讯，我是非常悲痛的。仁槐同志是山西人，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生，地下党员，他是随子华同志来到冀中军区的。他对党忠心耿耿，对工作认真负责，要求自己很严，对同志和蔼可亲，很活泼，喜说笑，同志们都很尊重他。

　　为了纪念英勇牺牲的同志，也为了纪念共同战斗过的那段烽火岁月，我把《三纵队进行曲》的歌词录下来：

　　我们年轻的三纵队，
　　活泼而健壮，
　　像奔腾的骏马，
　　活跃在冀中的平原上。
　　我们年轻的三纵队，
　　灿烂而辉煌，
　　像五月的太阳，
　　照射着胜利的光芒。
　　我们是革命的先锋军，
　　是一支新生的强大的力量，
　　战斗在最前线，
　　在烈火中锻炼成长，
　　虽然艰苦备尝，
　　确是快乐无疆。
　　哪怕敌人疯狂“扫荡”，
　　点线密如蛛网，
　　任凭汉奸丧心病狂，
　　施尽阴谋伎俩，
　　我们毅然站稳坚定的立场，
　　彻底实现光明的希望，
　　我们的党是胜利的最大保障，
　　广大群众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同志们，挺起胸膛握紧枪，
　　英勇奋斗朝前方，
　　坚决反内战，
　　坚决反投降，
　　把民族败类一扫光!
　　同志们，挺起胸膛握紧枪，
　　英勇奋斗朝前方，
　　打出山海关，
　　赶到鸭绿江，
　　把日本强盗一扫光!

　　成立冀中行署

　　根据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指示，我们于一九三八年四五月间成立了冀中行政主任公署，统一政权组织。我兼冀中行署主任，李耕涛同志为副主任，秘书长是吴砚农同志。在政权建设上，除各县长由边区政府正式委任外，各县还成立县行政会议，为县的最高权力和执行机关。

　　有了各级政权机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统筹统支的财政经济制度。“七七”事变后，在混乱局面下，新崛起的各色各样的抗日武装，在军需供给问题上，一般情形是粮款草料就地征发，住哪里，吃哪里，开条子要东西，找对象“动员”一下是常有的事，数目没有限制范围，也没有标准。至于那些杂色武装，大都滥征捐税，巧立名目，随意摊派，有所谓抗日捐、救国捐、自动捐等不下数十种。甚至扣人罚款，也是屡见不鲜。

　　一般村庄经常有大批办公人员，多的五六十人，少的二三十人，吃着公饭，专门侍候筹办粮秣，催差敛款。然而此来彼往，接二连三，还是应接不暇。受着几千年封建压迫的人民，一向惧怕军队，但无可奈何，拿不起也要拿，就是富有的也感到负担沉重，发生忧虑。在爱国热忱与抗日要求之下，人民群众虽然都是乐于捐献，但是他们表示“不怕拿，就怕乱”。

　　乱征乱要的结果，村与村之间发生了负担严重偏差，部队与部队之间为了争取给养往往引起纠纷，因此而发生强征硬要和打骂处罚的现象，影响军民团结。更由于各自为政，互不相谋，军需供应不断发生困难。发动与组织抗日武装供应问题，如果不能适当解决，将会使军民交困，严重影响游击战争的顺利开展。虽然在抗战初期，各县城都成立了支应局，做着替驻军筹办给养的事情，但是由于它本身的局限性，且多为一些豪绅所把持，往往以支应搪塞的态度来敷衍了事。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