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正操回忆录(8)

八

　　刘澜波是一位职业革命家。一九〇四年生，辽宁凤城人。少年时就读于凤城、沈阳等地。一九二〇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一九二八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三〇年，他在大学临近毕业时，因积极参加政治活动，遭到反动政府的逮捕。释放后，经刘多荃介绍，刘澜波到山西省政府主席商务处任秘书。“九一八”事变后，刘澜波经同乡辽宁省政府秘书、黄显声的叔父黄恒浩介绍，结识了黄显声，于是随黄显声到锦州。他协助黄显声部在短短的两三个月中，组织起了二十余路民众抗日义勇军，并先后镇压了受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直接扶植支持的凌印清、张学成两支声势颇大的汉奸队伍。十一月中旬，日本关东军准备向辽西发起进攻，这时刘澜波一方面随黄显声到大凌河一带检查布防，一方面协助黄显声调集各地义勇军埋伏于新民县西部青岗子一带阻击西侵日军。二十七日，日军先头部队进入伏击区，遭到了义勇军的猛烈痛击，战斗持续六小时，日军始终未能得逞。后来，锦州失陷，刘澜波随黄显声部撤入关内。一九三二年秋，骑兵总队改编为骑兵第二师，驻防平西一带。刘澜波向中共北方局汇报了黄显声等东北军部队的情况，北方局即派他回到骑兵第二师，以黄显声的秘书身份为掩护，深入开展党在东北军骑二师等部队的兵运工作。

　　刘澜波同志是东北军党的工作的主要创始者，为党为人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是个有理想，有远见，胸襟开阔的人；是个有骨气，有血性，疾恶如仇的人；是个为革命事业尽瘁而后已的好同志。“文革”中因受四人帮迫害，长期拘禁，重病缠身，恢复工作后，住在医院仍坚持不懈，主持水电部工作。在他生前，我对他说，既然功成身退，便可了无牵挂，专心著史，赶紧把东北军党史的有关情况写下来，或口述录音后找人整理。他也有这种想法，希望把东北军党的工作很好地总结一下，向党作个交代，但一直没有抽出时间来组织这项工作，直到病重时，他才嘱人写信给党中央，建议成立“东北军党史组”。党史组成立后的第三天，他就与世长辞了。这是他生前的一大心事。作为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应该说他对东北军党史知情最多，但他并没来得及把这些珍贵材料留存下来，这是很大的憾事，党史研究工作的重大损失。

　　做党的秘密工作，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因为随时都有可能被抓捕，甚至被杀害。蒋介石歧视、消灭杂牌军，尤其对东北军内共产党的活动特别注意。当时张学良有位秘书潘冬舟据说是共产党员，被蒋介石的特务发觉后，蒋介石来电指名要把潘冬舟送交他处理。就当时张学良回国后的处境，在特务直接监视下，一经发现就难逃脱，但该人如落蒋介石手可能扩大事态，关系更加复杂。为了应付蒋介石，张学良遂忍痛处决了潘冬舟。之后回电答复蒋介石说：“这个人我一经发现，就已枪决。”

　　七、北平城防

　　一九三四年春，六四七团移驻北平，担任城防期间，我和孙志远、刘澜波时常见面，就团内具体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进行交谈。在团内开始成立有士兵代表参加的经济委员会、图书馆、俱乐部、体育队等组织，办有救亡小报，提倡官兵平等、民主生活和开展抗日救亡教育。并由党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派来东北大学进步学生顾少雄、张绍清等在团内协助宣传教育工作，教战士们唱救亡歌曲，在连队里组织读书班，公开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搞得很活跃，被万福麟讥讽为“摩登团”。刘澜波和孙志远经常到我团来踢足球，搞体育活动，联络工作，在日常的往还和抗日活动中我们结成莫逆之交。那时有个高炮营和我们驻在一起，其中也有共产党员，刘澜波随时和他们取得联系。后来孙志远在西苑万福麟的骑兵教导团学习时被发觉是共产党员，刘澜波按预先商定的办法，迅速通知了孙志远，使孙志远安全转移，而刘澜波自己却被捕了。敌人再三逼供，刘澜波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机智地应付敌人，始终未说出孙志远的去向。

　　我团为保卫北平城防和日寇常有冲突。当时驻东交民巷的日军不断向我城防部队挑衅，企图寻找借口侵占北平城防，屡遭我值勤部队坚决抵制，迄未得逞。一九三五年六月，石友三部叛变投敌的铁甲车队队长白坚武，勾结日寇企图用铁甲车冲进永定门东边的城豁口，与日寇里应外合侵占北平。当时叛军先用炮击，炮弹落在二龙坑路，引起市内人心惶恐。我得知情况后，立即带部队乘汽车奔赴永定门城豁口进行堵击。经我部炮击铁甲车，叛军即行后退。与此同时，我团派出部队到丰台截断其后路，前后夹攻围歼，叛军全部覆灭，我军无一伤亡。当时人心振奋，群众纷纷打电话、写信或前来我部慰问。同时，还有欧美驻华使馆的武官和记者也到永定门上的指挥部参观、采访。我团官兵受到很大教育和鼓励。其中有个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直接向我表示同情和赞扬。抗战后，他曾两次来冀中抗日根据地找我，进行参观、访问。

　　就在这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继《塘沽协定》后，又签订了《何梅协定》。利用这个协定，日本加强了在华北的侵略势力，大肆收买汉奸，并于十月在河北省的香河县指使汉奸暴动。十一月，日本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妄图使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并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蒋介石国民党为了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还指派宋哲元等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样，随着日本对华北侵略的日益加深，华北的政治经济实权都已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手中，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中日矛盾更加尖锐，国内的阶级关系随之进一步发生重大变化，不仅广大的工人、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坚决要求抗日，而且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力量也纷纷转到抗日方面来。一个全国范围的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正在日益成熟起来。

　　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抗日的形势下，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我党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十一月，我党又两次发表宣言，进一步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进行抗日反蒋斗争，挽救民族的危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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