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正操回忆录(7)

七

　　至此，蒋介石的真正用心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他是逼张学良去位，扫除障碍，以便向日本侵略者节节退让。

　　六、撤离长城防线

　　张学良下野后，先到意大利，后到英、法考察。何应钦代行张学良的副司令职务，并带来国民党嫡系部队两个主力师，名曰“支援”，实际逼迫东北军撤离长城防线。

　　我接任六四七团团长，此时十六旅已改番号为一一六师，部队随即开赴唐山附近的稻地镇。在稻地镇略作休整，即奉何应钦令移防易县一带。在部队乘火车移防之前，缪流要我先由唐山到北平见何应钦，报告一一六师移动情况，并请示部队移防易县后防地的部署。见何应钦是在他的办公室，北平铁狮子胡同海陆军部，确定了一一六师防地除易县外，还有涞水、涿县和高碑店等地。当时，六四七团内官兵对蒋介石停止热河抗战，强迫东北军撤退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

　　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东北军中就有人酝酿兵变。当时有的团已有少数共产党员，在团里宣传抗日。不久发生廊坊兵变，失败后团长杜长龄（在日本留学时入党）跑到新疆，后来被盛世才杀害。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就是在这个时候入党的，他参加了廊坊兵变。

　　六四七团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底移驻到易县县城及附近农村，当时骑兵二师黄显声部驻在易县西陵、良各庄一带，离我团部只有十五里。我和黄显声是老同事，常有来往。在东北军的将领中，黄显声是最早而且坚决实行武装抗日的。他是辽宁凤城人，一八九六年生。曾在丹东读中学，毕业后入北京大学补习班，因参加五四运动被迫退学，回到沈阳，一九二一年考入东北讲武堂三期炮科。翌年结业后，先后任东北军营长、旅长，因治军严谨，胆识过人，深受张学良的信任，一九三〇年被委任为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公安局长。时因日本满铁军警不断滋事，黄显声为维护民族利益与之针锋相对，进行斗争。日本侵略者对黄显声非常痛恨，后来占领沈阳首先抄了黄显声的家。

　　“九一八”事变前，黄显声曾有戒备，并经张学良同意，将沈阳库存二十余万支旧枪尽数发到各县公安部队，为后来组织民众抗日武装创造了条件。“九一八”事变时，黄显声命令所属公安部队抵抗，看到大势已去，才令其撤至锦州，他自己最后化装离开沈阳。此后，他积极组织抗日武装活动，成立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不仅直接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华的嚣张气焰，而且也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推动了抗日运动的发展。义勇军实际上已成为日军西进入关的首要障碍，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延缓日军侵华军事进程的作用。这是黄显声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一九三二年秋，即将入关的黄显声部队在张家口改编为骑兵第二旅，不久又扩编为骑兵第二师，初驻北平西苑，后又调防易县良各庄一带。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开始不久，黄显声便毅然率领骑兵二师出关抗日，进驻白马关后，又令先头部队挺进热河隆化一带与日军周旋。正在这时，蒋介石命令关麟征的二十五师尾随而至，抄了骑二师的后路。在尚未与日军交手之前反而先置于国民党军队的威胁之下，这使黄显声极为愤慨。在被迫后撤的同时，黄显声果断地命令部队：“保持作战戒备，他们要打，我们就坚决还击。他们不打，就快速通过。”骑兵第二师在国民党二十五师的枪口下撤了回来。如果不是二十五师横加阻拦，骑二师在前线是会大有作为的。

　　在易县驻防时，骑兵二师已有党员和进步学生当兵，进行抗日救亡活动，都是中共北方局军委派到该师工作的。此外还有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又有北方局五十三军工委会成员刘澜波、孙志远等在该师领导地下党的工作。我在那里结识了刘澜波、孙志远，此后，经常来往，互相商讨在六四七团内如何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早在一九三〇年，我随东北军进关，驻防南苑时，就听说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有个堂弟叫刘澜波在北京大学读书，是共产党员，但是没见过面。在易县驻防时，我风闻有些共产党员在骑兵二师中工作。就在这时突然从那儿派到我团三营一个叫易人的，他用伍元钱买通了营部一个勤务兵，请客吃饭，策动兵变，被营长谭启发查获，解到团部。刚开始讯问他的来历，易人就直言不讳地说：“我是黄显声部派来的。”我听了心中一震：黄显声是我最熟悉的朋友，在张学良那里，他曾任中校副官，我是少校副官，他接任过我的职，我也接过他的职……又感到有些气恼：易人这家伙，怎么能这样没有骨气。于是中止讯问，找平日往还甚密的师部军法处于处长商量怎样处置。我想：若送到师部去，师长缪流很反动，那里还有国民党政训处的人，恐遭不测，同时会给黄显声带来很大麻烦。于处长出主意说，把他送交县政府，告诉县长：这个人不必审问，也不要报到师部，押他几天，等风声过去，再作处理。

　　这时，在骑兵二师师部担任少校书记官的刘澜波来到我团，问我：“这件事你看怎么办？”我对他说：“你们要派人来，先告诉我一声，我们好给以保护。我也在到处找共产党，在热河时我就找共产党，要抗日不找共产党怎么行？况且我原来也认识一些共产党员。”随后我们又策马同行赶到西陵，在松柏掩映的赵公祠内和黄显声、孙志远谈了近一天。我讲：“派人事先不说一声，出了事弄得我很被动，以后派人直接给我派好了。”当时我父亲正好从家乡来看我，住在团部，易人和我是乡亲，相距五里地，又是亲戚屯，于是便由我父亲把易人保释回家。单纯主张士兵哗变是当时白区工作中“左”倾思想的反映，这件事事前没经过刘澜波同志，但是捅了娄子，还得由他出面来解决。他善于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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