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正操回忆录(5)

五

　　自从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东北继承了帝俄的许多特权，又以二十一条为借口，肆无忌惮地扬言要贯彻满蒙政策，大陆政策。以致公然向北大营开炮，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刚刚病愈，在“九一八”那天夜里，听到报告紧急情况，忙给蒋介石打电报，复电“不必抵抗，听候中央办理”。驻沈阳的王以哲第七旅退到东山嘴，整个东北，沦陷在日本侵略者的手里。

　　张学良被迫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违心地将东北军撤进关内。但这时的张学良一面代蒋受过，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黑锅，一面仍在暗中支持东北各地抗日武装，并派人慰问抗日将领马占山、李杜等部，对抗日将领黄显声的抗日活动给予大力赞助。他大义灭亲，下令处决沦为汉奸的堂弟，以儆国贼。当时，他还向《良友》画报介绍了几位义勇军抗日名将，以长国民志气。连《良友》画报社都为他这位“不抵抗将军”感到吃惊。他置个人利害得失于度外，始终不改抗日救国之初衷。他虔诚爱国，忍辱负重，披肝沥胆，感人至深。

　　我在锦州时间不长，一九二六年三、四方面军团司令部即迁至北京，进驻光明殿。

　　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军团部进到郑州，先和吴佩孚退回来的军队作战，以后又和张发奎军作战。下半年，和冯玉祥、阎锡山军队作战。这时我改任少校秘书，兼任宣传队长。不久，宣传队长由黄显声接替。冬季，军团部退回北京。

　　一九二八年初，张学良派我回沈阳担任同泽俱乐部干事。同泽俱乐部在沈阳西华门，是东北高级军政人员娱乐地方，我在这里任职一年多。

　　就在这期间，我开始受到党的影响。张学良把东北讲武堂的一些知识青年送到日本去留学，有的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回国后都受到重用。当时我还看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记得有一本法国共产党人巴比塞著的书，名叫《斯大林传：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也看过托洛茨基自传，还看了列宁的《两个策略》、《进一步，退两步》等书。当时还看不大懂，我的思想里只是一些空想社会主义。我倾向革命，主要是出于民族仇恨。从日本回来的那些人也和我讲有关党的知识和革命道理，对我有不少帮助。他们还对我说：“你不要在城里上层社会混了，要到下边去掌握部队。讲武堂毕业，为什么不去带兵？”这对我启发很大，我一再向张学良要求下去。张学良批评我年轻浮躁，但还是把我派到十六旅任参谋处长。

　　五、热河抗战

　　一九二九年春，我到十六旅任中校参谋处长。旅部驻在新立屯，后移驻黑山县。旅长缪流，副旅长杜国恩，参谋长邢培朴，副官长朱逢源。

　　一九三〇年冬，十六旅入关，先在杨柳青驻防约一年，一九三一年夏移驻北平南苑。这时，参谋长改由邓玉琢担任，我仍任参谋处长。就在这一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东北军撤到关里，背井离乡，家破人亡。日寇逐步占领了东北三省。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当时，蒋介石对东北军减发军饷，他的嫡系军队发百分之百，对我们先是二八，而后三七，待遇很不平等。我们受打击，遭歧视，又受“亡省奴”之辱，全军将士对蒋介石极为不满。加上共产党关于抗日主张的影响，以及东北抗日将领马占山、李杜等带领义勇军英勇抗战的推动，特别是江桥一战，消灭日军一个联队，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对东北军有很大震动。因此，有志之士强烈要求抗日，打回东北老家去。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的局面有了变动，于学忠代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宋哲元代刘一飞为察哈尔省主席。于学忠和宋哲元都是山东人。于学忠在河北，态度强硬，日本人不敢轻举妄动。宋哲元是东北军名将，颇具深心，察哈尔省与日军一时尚无正面冲突。形势严重的是热河省。日本人已将东北三省，强行分为南满北满，同时又以东北四省的口号，将热河包括进去，并且扩展伪满洲国外围，随时可沿锦州、朝阳一线，从锦州进犯朝阳，深入热河腹心。如果热河失守，北平以及整个华北的形势就将变得异常严重。因此，要保卫北平，保卫华北，就必须坚守热河。当时热河省主席是汤玉麟，他在热河普遍种罂粟花，公开贩卖大烟土，张学良几次想更换他，只是没有适当机会，又恐生硬更换，使之倒戈，甚而投降日本。宋哲元主政察哈尔，过一段时间，当可取代热河。

　　张学良对“九一八”后的形势，看得比较清楚，他屡次电催南京，调动劲旅，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全力抵抗，再也不能拖延迟疑，误国误民。但在南京方面，虽然也喊抗日，也知道时局的严重，却只是发些空论，实际上并未发过一兵，也未拨过军饷。蒋介石曾有密电，说是局部战事，不可把平津陷入旋涡。当时，北平、天津都在东北军军事范围以内。蒋介石甚至在手令中说：“中国的武装不行，越打失地越多。”一九三三年初山海关失守，日军开始进攻热河。二月间，蒋介石也只是让宋子文北来一看，掩人耳目。时值塞上严寒，下了很厚的雪。张学良特为宋子文制作了皮大衣皮帽子，并亲自陪同他到热河承德，察看形势。同去的有杜重远、王卓然，以及很多抗日人士。在承德与汤玉麟谈到作战问题，宋子文拍着胸膛，说军费包在他的身上。然而当他回到南京，军费一事则杳无消息。此时，日军已在热河发动大规模的攻势，飞机、坦克，上下齐攻。日军尚未到承德，汤玉麟就不战而退，溃不成军。张学良只好派刘一飞到古北口堵击，形势极为紧张。万福麟部，纷纷从叶柏寿、平泉一带向长城喜峰口后撤。继之喜峰口失守，又被宋哲元的大刀队奋战夺回。

　　十六旅是在一九三二年冬，奉命开赴热河，在喇嘛洞子一带布防，构筑工事，准备对日作战。在这里防守期间，和日军时有接触。

　　一九三三年二月初，因防守左翼万福麟的二十九旅被日军突破，部队退到都山县。二月底，又退到长城义院口一带防守。十六旅旅部驻在抬头营。防守部队在喇嘛洞子迎头痛击敢于西犯的日军，敌人死伤惨重。我部缴获许多战利品，其中有敌部队的各种旗帜、战刀、机枪、通信器材，以及日军的护身符“武运长久”、“护心佛”等。我军伤亡不大，受到张学良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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