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正操回忆录(4)

四

　　两次直奉战争，张学良和郭松龄是最为辛劳的有功之臣，江苏督办一职原已允诺委任郭松龄，但一经发表却是杨宇霆。而当杨宇霆被孙传芳打回沈阳，请求张作霖出兵，再下江南，主力又是张学良和郭松龄所部的一、三联军。郭松龄深感旧军队的腐败无能，决心在此时倒戈。张学良碍于和张作霖的父子之情，未和郭松龄共同起事。郭松龄倒戈受挫，和夫人韩淑秀换装成乡农打扮，躲在农家白菜窖内，被王永清拿获，就地枪毙。尸体运回沈阳，在万泉河体育场，陈尸三天。当我看到时掉了眼泪，就不想在东北军干了。郭松龄的死，实为张学良建设东北新军的一大损失，失去一个臂膀，在改编郭松龄残部时，悲不自胜。后来曾说要给郭氏夫妇建墓竖碑，以作纪念。

　　郭松龄倒戈时，高纪毅任郭部第十九旅旅长，勇敢善战，节节进展，占领了新民屯。当时张学良住在兴隆店，高纪毅打军用电话给张学良，希望张学良也能倒戈，否则明天准作俘虏。又奉劝张学良，不然还是及早逃走。倒戈挫败后，高纪毅到天津躲起来。张学良打听到他的行踪后，写信叫他回沈阳，保证无事。高纪毅回到沈阳，由副官处长升任北宁铁路局长。以后又作东北交通委员会副委员长，掌管东北交通大权。

　　我参加直奉战争后，一九二五年春讲武堂复课即回校继续学习。同年十月毕业，正值郭松龄倒戈受到挫败。我对郭松龄夫妇比较信任，寄予希望。对于郭氏夫妇同遭惨死，很伤心，从而产生消极失望情绪，分配我任新兵营长，我不愿干就离队回家了。十二月张学良在锦州成立三、四方面军团司令部，派人召我到锦州，分配担任他的少校副官。

　　从此，我即在张学良身边工作。

　　四、在张学良身边

　　从一九二二年我入东北军，一九二五年讲武堂毕业后任张学良的副官、秘书，同泽俱乐部干事，一九二九年去十六旅到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一直在张学良身边工作或在他部下任职。我在和张学良将军相处的日子里，我深深感到他的强烈爱国思想是一贯的，而且不断向前发展。

　　张学良生于一九〇一年，和我是同乡，海城桑子林詹家窝铺，现属台安县。六七岁开始就学，启蒙老师是台安县举人崔骏声和海城老儒杨雨辰。在沈阳，授读的是辽阳白永贞，清末拔贡，时为奉天省议会议长、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国文教授，给张学良奠定了旧文学的基础。张学良读书聪明，善于颖悟。初学为文，即下笔千言，尤嗜文艺，锐意革新。

　　张学良在读书时，首先接触的是沈阳的青年会。沈阳的基督教青年会，于一九一四年间开始筹备，初期地方狭窄，工作简单，仅有英文夜校和周末的讲演会，游艺室也很小。虽然如此，夜校的英文课程教得相当好，由欧美干事亲自讲授。干事共有三人，苏格兰人邱树基、丹麦人华懋山和美国人普赖德。普赖德是总干事，他的中国话说得极为流利。张学良每天向普赖德学习两个小时的英文，并作了青年会的董事，成为中坚分子。他对于公益事情，一向热诚，他拉了东北许多名流加入青年会，使青年会顿时声势大振，财源广开。每遇募捐，张学良总是带头，并担任队长，向各方面劝募。他还在青年会新址景佑宫院中空地，开辟网球场，下午常来打球。阎宝航就是在这时作青年会练习干事，并与张学良成为朋友的。

　　阎宝航也是海城人，一八九五年生。他作青年会干事时，组织了各种社会问题研究会、科学时事讲演会、读书会，举办游艺会、旅游会、电影会等活动，办得极有声色。上海总会的余日章，北京总干事程敬一，天津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后来沈阳讲演。张学良次次参加，专心静听，并在府里举行盛大的招待。欧阳予倩到沈阳时，还在青年会召集话剧爱好者上演过名剧《少奶奶的扇子》。这些活动，使沈阳风气大开。

　　我入东北军后，以及在讲武堂期间和在张学良身边任职时，经常参加青年会组织的活动，坚持学英语，受益匪浅。

　　一九二三年春，青年会干事郭纲到广东开会后回到沈阳，带来一批进步书籍，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讨论集》、《阶级斗争》、《列宁传》等等。翌年春，党派韩乐然从上海到沈阳工作，又寄来《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一九二五年春，北方局派任国桢到沈阳建党，并在阎宝航主办的暑期学校讲唯物史观、社会主义运动史。青年会曾派阎宝航赴西欧留学，归国后任沈阳青年会总干事。在阎宝航的影响下，青年会成为宣传爱国思想，开展文化教育的阵地。

　　我和张学良所处地位虽然不同，但自幼都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对家乡的掠夺和蹂躏，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深仇大恨息息相通。张学良从年轻时起，就一直怀有建立一个统一、富强的中国，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宏图大志。他对其父张作霖热中于军阀混战不感兴趣。奉军打了胜仗，他不以为喜；奉军打了败仗，他也不以为忧。还在其父在世时，他即着手整顿旧军队。他早年受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的影响，思想开明，极为重视广招人才，不论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也不论是哪省人士、哪校学生，只要是有文化、有才能的人，他都收留。他励精图治，整军经武，办学育人，修铁路，建海港，办工厂，自强不息。东北大学就是他那时大事扩充起来的，并且自任校长，人才也都是从全国各地聘请来的，章士钊、梁思成等都曾在东大任教。还在海城创办了同泽中学。校名“同泽”源于《诗经·无衣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意思是：培养桑梓子弟，同仇敌忾共报家仇国恨，为国图强。

　　张学良厌恶国内各派军阀混战，拥护蒋介石统一中国。一九二八年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日本侵略者炸死，集国难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更加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他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主政东北。但他认识到单靠东北军是难以抵御日本侵略的，于是决定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他派人赴南京，参观各部会组织和各项仪式，做易帜前的准备工作。日本人为此事，布置许多特务，花了巨额金钱，也探听不出一点消息。张学良易帜，为的是息内战，御外侮，并非不择手段，向蒋介石投降。他做好一切准备后，突然下个命令，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易帜。每家门前都挂上一面青天白日旗，使日本人万分吃惊。这些新旗，都是东北被服厂密开夜工制作。接着便过新年，连挂几天旗，东北军列队在街上游行，日本人不声不响，气氛渐趋缓和。

　　张学良易帜后，即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并兼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张作相、万福麟是吉林、黑龙江两省副司令长官，三省主席等全都任命发表，奉天更名辽宁，在省府大礼堂宣誓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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