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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鲁迅这时候在青年中间,有一个新发现,那便是他们分成了两个阵营,他们之间已经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在鲁迅接近的学生当中,就有好多是共产党员,可也有“投书告密,助官捕人”的。接着在官办的报纸上,有人用“流言”的“武器”,向鲁迅加以袭击、陷害。“现代派”的“正人君子”们也一个一个地到广州来了。这种种事实,都在说明着反动势力的气焰日见嚣张。鲁迅在3月29日,因为谨避“学者”,搬出中山大学,自己在广州东堤赁白云楼居住。

  此后的局面愈演变愈恶劣,4月12日,在上海,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屠杀工人群众及共产党员,接着在广州也发生着同样的惨剧。4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山大学“清党”,中山大学学生有许多被捕。鲁迅出席各主任紧急会议,设法营救被捕学生无效,愤而辞掉在中大的一切职务,从此专心写作,虽在炎热天气,手不停挥。4月26日,写散文集《野草》的“题辞”,热情地歌颂了人民革命的必然胜利,他认为国民党反动派是决不能消灭革命的。

  从1927年的“四·一二”开始,中国革命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反动的资产阶级退出了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倒向帝国主义的怀抱去,国共合作的基础从此破坏了。在广州这样的地方,反革命势力却到处伸出罪恶的黑手,使空气中充满了残杀的气象。鲁迅在这时也变成招人疑忌的对象了,广州最阴险的报纸,竟蓄意陷害,说他已逃往汉口,但鲁迅却忍耐着住下去。可是像这样险恶的环境还能久住下去吗?他感到自己的生命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10月初,鲁迅与许广平一起到了上海。在广州这一阶段的具体感受,大都记在《而已集》里。

  鲁迅在“五四”至1927年这一个时期,曾经转移过几次阵地:从北京转到厦门,从厦门转到广州,又从广州转到了上海。但这决不是妥协。即使在刀枪之下谈论读书问题,谈古典文学,那仍是具有革命性的。阵地的转移,是战略关系,是为了更好的战斗。

  我们晓得,鲁迅是反对赤膊上阵的,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他主张采用游击战,“壕堑战”,他要迂回曲折地战斗,以获得更大的杀伤效果,也就是他在“空谈”一文中说的:“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买卖相当。”果然,在他到了上海之后的十年间,他的战绩更加辉煌,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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