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28)_虚阁网

二八

　　鲁迅针对陈西滢的“诬蔑”，写道：“三月十八日段政府残杀徒手请愿的市民和学生的事，本已言语道断，只使我们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各种评论中，我觉得有一些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魂者在。这就是几个论客，以为学生们本不应当自蹈死地。那就中国人真将死无葬身之所，除非是心悦诚服地充当奴子，‘没齿而无怨言’。不过我还不知道中国人的大多数人的意见究竟如何。假使也这样，则岂但执政府前，便是全中国，也无一处不是死地了。”

　　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写了一篇《记念刘和珍君》。他写道：

　　“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

　　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们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哪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他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

　　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从“三·一八”惨案中，鲁迅深刻认识了三种人物：“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又从此得到了一种教训：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许褚赤膊上阵的战法不可再用，而应改用别种方式进行战斗。

　　惨案发生后，传说鲁迅被列在通缉的人之中，于是鲁迅出外避难。避难生活很不安定，加之写作的疲劳，使鲁迅回到自己的寓所后，胃病发作，经过短时间的修养，身体状况有了些改善。但不久后，北京的情形起了变化，军阀吴佩孚和张作霖相继来到了北京，1926年8月，鲁迅与许广平不得不离开北京，由津浦路乘车南下，再次来到了上海。

　　鲁迅到了上海后，就和许广平分手了；他们互相约定，两年之后再相见面。许广平由海路去了广州，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鲁迅离开上海，前往厦门，应厦门大学的聘请，担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兼国学院研究教授。他所教的课程是——《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略》。他本来打算在这里住一两年，编写《中国文学史》稿，同时把厦大的文科振作一下，可是相信“有钱人说话”的校长——英国籍的中国人林文庆博士，是一个尊孔的买办，既不懂得鲁迅，也不懂得中国文学，他所要求的只是学者的皮，奴才的骨。

　　这里的同事们也多是油滑浅薄、语言无畏、面目可憎的人物。下课之后，鲁迅住在图书馆的楼上，同事们无可与交谈者。现实的芜杂状态使他看了很难过，整天面对大海或翻开古书，四近毫无生人气息，自不免感到孤独寂寞，便开始了生活的回忆。北京未名社正在此时向他催稿，他便写下了一些回忆童年生活的散文，后收入《朝花夕拾》。

　　在一次会议上，大家讨论着文科的预算，校长主张削减经费，最后，竟搬出他的买办式的格言来说：“现在是有钱人说话的时候。”鲁迅听了，摸出一枚两毛的银角子来往桌子上一拍，说：“我有钱，我也要说话！”在这样的环境中，鲁迅的一切言行，自不能不与学校当局相左。鲁迅本“以北京为污浊，乃至厦门，现在想来，可谓妄想，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么？”

　　12月31日，鲁迅向厦大当局提出辞职。因为他“和厦大根本冲突，无可调和”！

　　在厦大，鲁迅还是战斗了5个月的，不过缺乏战友，战线也就布不成，但依然留给了厦大青年以革命的种子。夏大研究新文艺之风从此盛行，在他离校之际，还引起青年的觉悟，发生了改革学校运动，有不少进步青年，后来还和他一同去了广州。

　　这时中国正进行着伟大的革命，“北伐”胜利的消息频频传来，鲁迅经常带着兴奋的心情给许广平写信报告胜利消息。鲁迅在厦大虽然感到有些孤军作战，但是他的战斗任务，客观上是与整个革命的要求合拍的，他的辞职，正是一种阵地的转移，他要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去深入战斗的漩涡，纠集广大的群众来重新布阵，而早已住在广州的许广平，也表示愿作他“永久的同道”。同时，广州中山大学已把聘书寄来，这样鲁迅便离开了厦门，于1927年1月18日，来到广州。

　　鲁迅是抱着许多新希望到广州的。他想：“到中大后，也许不难选择一并不空耗精力而较有益于学校或社会的事”，只要中大的文科办得还像样，他的目的就达到了。此外，他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至多无非不能回北京去，并不在意。

　　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可是事实和他的希望相反，他觉得这“革命策源地”的广州，现在已成为革命的后方，还不免是灰色的，并没什么彻底的改革，旧势力仍然潜在着，他大失所望，他知道“不妙”了，他于是冷静了下来，他要看清楚这事实的真相。

　　在中山大学里，鲁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广州的青年对鲁迅景仰已久，现在他既然来了，自然希望他出来领导他们从事文艺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

　　鲁迅回答他们说：“我的年纪比较老一点，站在后面叫几声，我是很愿意的，要我来开路，那实在无这种能力，至于要我帮忙，我或者有力可以做得到。现在我只能帮帮忙；不能把全部责任放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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