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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歪打正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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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虽然庆春也有一些朋友,可并不能排遣他的恋乡之情。炎黄子孙那种特有的“游子之心”“叶落归根”的传统,加上庆春北京人生就的那种蔫脾气。使他无处去排遣那扯不断的乡恋。于是他闷坐下来,在纸上涂抹着…… 他在和自己谈心说笑话,他在和自己过去所经历的各种人物谈天,他在和自己家乡故里的人们拉家常。这点小小的乐趣使他开心,于是他也就不断地写了下去。 “……从他全体看来,你越看他嘴似烧饼,便觉得非有鸣蝉式的鼻子配着不可。从侧面看,有时鼻洼的黑影,依稀像小小的蝉翅。就是老张自己对着镜于的时候,又何尝不笑吟吟的夸道:‘鼻翅掀着一些,哼!不如此,怎能叫妇人多看两眼!”(《老张的哲学》) 舒庆春悄悄笑着,想起自己同胞的可怜相,怒其不争,就恨不能损他们几句。 “老张得意极了,脸仰得更高了,笑的时候更少了——因为高兴!”“因为盟兄李五做了师长一个电报送到北京政府,保荐老张做南方某省的教育厅长……老张做厅长后娶了两个妾,一共诬没阑了五百块饯。这是他平生最得意的事,……”(《老张的哲学》) 舒庆春痛恨那些在新教育的幌予下,专营男盗女娼,人嫌狗不待见的小人。 舒庆春生就的不会幻想。他总是一五一十地诉说着穷人的痛苦,挖苦着富人。他像个慢条斯理的算卦先生,摇动着签筒,掰开了揉碎了玩味着人生,琢磨着世人的命运,却又吃不透底。他从不敢贸然给人们描写出一个崭新的“乌托帮”;生怕接锤而来的失望会把已经绝望了的人们推向佛渊。他幽默,却永远浪漫不起来。 漓漓拉拉写了一年。总算把这段“耍贪嘴”结束了。三便士一本的作文簿,积了厚厚一摞子手稿。舒庆春看着自己的心血,不再把它当儿戏了。赶巧,许地山这时来到伦敦。舒庆春便拿出《老张的哲学》给他念了一通,许地山不置可否,笑了笑说:“寄到国内去吧。” 当然是要寄回去,可寄给谁呢? “寄给郑西谛。”许地山看出庆春心思,索兴点破。 郑西谛(又名:振铎)此时正在上海经营《小说月报》。这是“五·四”以来,新文学青年的一块阵地,《小说月报》曾发掘了一批震动文坛的人才,在青年中享有很高威望。 这时舒庆春脑子里闪过了一个硕长瘦削的身影。初来英国时,郑西谛也公千到此,承许地山引著,庆春有幸结识了这位白面书生的大主笔,那时庆春并不自诩为文学青年,也未萌生做一个“写家”的念头,他只是把郑西谛当作一个值得尊敬的好朋友看。许地山与郑西谛聊的人港时,他也只是坐在一旁默默听着。临走,郑西谛以自己的职业习惯,对庆春说:“仁兄日后写了什么稿子,寄来给我看看。” 注:老舍不承认自己是作家,总是谦恭地把自己称为“写家”。 郑西谛随口说说,庆春也并没上心。可如今想起这话,使生出了试试看的念头。 “……于是马马虎虎就寄给了郑西谛兄(振铎)——并没挂号。就那么卷了一卷扔在邮局。(《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 后来,舒庆春“洒脱”地写道:他并不乐意正经八摆地把稿投了,实践告诉他:寄希望过大,若适得其反,失望愈大。 话说稿予寄到郑西谛手上,搁置了一段时间,赶上许地山回国,催问此事,郑西谛才又从堆积如山的稿件中寻出《老张的哲学》。说实话,稿子他早看了,只是吃不准这种东西是否会受欢迎。自打“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以来,郑西谛一直致力于此项工作,从他接手《小说月报》后,虽也不泛力作。但像《老张的哲学》这样地道土造的白话故事,还是头一遭见到,郑西谛不愧是文坛伯乐,他不以文学流派、门户之见拔选人材,而是把评判的权威交给了读者。《小说月报》决定刊用《老张的哲学》了! 接到准备刊用的消息后,舒庆春“快活得要飞了”。乐过之后,便要应了一般写家的习俗,取个笔名。对于此道,他并不十分考究,只求随意。他想:即写《老张的哲学》,似应出自老某之手,顺理成章,第一个字定下了,如叫老舒,不甚上口,叫老庆,听着就别扭。对,就叫老舍吧。庆春记起一九二二年,他在《南开季刊》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小玲儿》,用的署名是舍予,如今四年已过,当年的舍予老矣!于是一个远非“叱咤风云”的笔名便定下来了。 一九二六年七月,《小说月报》第十七卷十六期连载《老张的哲学》,署名舒庆春,第十八期,接到作者信,署名则改用了老舍。 见到白纸黑字的文章启,舒庆春跑到中国饭馆饱餐了一顿“杂碎”,以示庆贺。这时他心中充满了无数的想法、计划和对未来的希望。 暗自里,他又生出一丝庆幸:没人说过我能当个写家,连我自己也没这么想过。可打这往后,我大约是真真地要当个写家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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