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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大地干戈(9)


  本着这种信念,此后,梁实秋一直默默地从事着这类工作。他不求闻达,不慕虚荣,但求能为抗战尽上一份力量。比起编副刊,写文章那档子事,现在,他反而感到了更大的充实和满足。一位朋友说他:“一身傲骨,仕途无望”,他也怡然受之,并引为知言。

  1940年以后,梁实秋领导的教科书编委会被编入国立编译馆,他被委任为社会组主任兼翻译委员会主任。他兢兢业业,辛勤工作,不久,便因工作成绩斐然而为人所称道。

  社会组主管的是战时民众读物及剧本的制作。民众读物的范围较广泛,包括小说、鼓词、歌谣、相声等各种门类,以“宣扬中国文化及鼓励爱国打击日寇为主旨”,“宣传价值大于文艺价值,”率皆属于与抗战“有关”的“抗战文艺”。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在梁实秋和笔名老向的作家王向辰主持下,便编出了二百多种。

  梁实秋主持的另一部门翻译委员会,工作性质似离时局稍远一些,但综览其各项成果,也大都是有益于民族文化建设的事业。如李味农译的毛姆孙的《罗马史》,皇皇巨著、体大思精;孙培良译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功力深湛,精彩粉呈;李长之译的康德的《三批判书》,学殖富厚,内功扎实。就中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汉译英的《资治通鉴》尤为工程庞大,引人注目。这是梁实秋与编译馆馆长认真研究后确定翻译的一部书,目的是向世界介绍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他是在读了杨宪益的一部《离骚》英译稿,发现杨宪益实乃“译界不可多得之人才”之后,确定聘请后者膺任《资治通鉴》译事的。梁实秋谈到这部书的翻译时说:“其文字固不少困难,但所牵涉到的典章文物有时亦甚难理解,而译者非理解透彻即不能下笔。杨先生夫妇黾勉从事,到胜利时约成三分之一,实在是一大盛举。”

  公务而外,梁实秋个人的事业也并非毫无可观。自离开报馆,脱离了不必要的争论纠缠后,他得以更好地安下心来辛勤著述。“抗战八年之中我究竟做了些什么事?”他曾这样自问。而后,又自我回答说:“对于‘抗战文艺’,我愧无贡献,我既不会写,也不需要我写。就是与抗战无关的文学作品,我也没有什么成绩可言。本来我在致力于莎士比亚的翻译,一年译两出,入川后没有任何参考书籍可得,仅完成《亨利四世下篇》一种……在偶然的情形之下,我泽了《咆哮山庄》小说一册,又译了伊利奥特的一个中篇《吉尔菲先生的情史》。此外便是给刘英士先生主编的《星期评论》写了一些短文,以后辑成《雅舍小品》。如是而已”。

  砥砺牖下,穷年而未已;生逢乱世,一士愈谔谔。梁实秋与人交接间虚怀若谷,但内心深处则怀有一种高尚感、优越感。为此,他特别喜爱一位老朋友送他的一首诗,以为道出了自己的平生怀抱:

  蓟门梁实秋,并世能有几?谈笑绝冠缨,大义微言里。举杯空回筵,落笔惊龙虺,玉尺悬胸中,斧斤存腕底。讲学酌古今,文坛权生死。写实浪漫篇,汇绳严律纪。新月飞天角,朗朗耀青史。潇洒布春风,一卷存知己,杜陵落落人,白也不随喜,千山劫火来,豺虎藉乡里,才难不尽然,蒲轮征君起,文章与政事,理一而已矣。庭梅寒作花,暗风吹窗纸,兀兀鸡声号,谔谔此一士。

  诗中以“杜陵落落人,白也不随喜”作比,虽难免溢美之嫌,却也不是没有根据之词。梁实秋平生以胸怀磊落自许,在道德操行上自律甚严。他最为讨厌的是蝇营狗苟、投机钻营、虚诈巧笑、长袖善舞之辈。比如答应张道藩出任编委会主任之初,他因自己在参政会支领一份补贴,拒绝再接受薪俸,以至六年后,妻子程季淑拖着几个孩子千辛万苦来到北碚团聚,全家生活立即陷于困境,有人暗地耻笑他“迂”,他丝毫不为所动,道:“人笑我迂,我行我素。”再如他有一位同学,历据要津,战时曾扬言于众:“你们在后方受难,何苦来哉?一旦胜利来临,奉命接受失土坐享其成的是我们,不是你们。”梁实秋闻之勃然变色,“不寒而粟”。又有善于观风使舵、巴结逢迎者流公开宣称:“一个人在抗战时期不能发财,便一辈子不能发财了。”梁实秋亦视之若寇仇。

  这里还有一件很能说明问题的琐事。

  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梁实秋所在的编译馆同后方许多公共机构一样,也设立了一个消费合作社,为大家谋取福利,共同渡过难关。梁实秋被公推为合作社理事会的主席。事虽涓细烦琐,但他却全力以赴,以狮子博免的力量去对待。他带领五个人“通力合作,抱定涓滴归公的宗旨为三百左右社员谋福利”。他讲的“分米”故事特别有趣:“米最重要,每口每月二斗。米由船运到北碚江边,要我们自己去领取运到馆址分发,其间颇有耗损。运到之后,一袋袋的米堆在场上成一小丘,由请来的一位师傅高高的蹲坐在丘巅之上,以他的特殊技巧为大家分米。尽管他的技术再高,分配下来总还差一点,后来者就要向隅。为避免这现象,我决定每人于应领之分取出一小碗,以备不足。有时因为分配完毕之后又多出一些,我便把剩余部分卖掉,以所得之钱分给大家。如此大家都没有异议。每次看到大家领米,有持洗脸盆的、有拿铁桶的,有用枕头套的,分别负米而去,景象非常热闹。为五斗米折腰,不得不尔。”其余分食油以至分布料,衣装、糖等生活用品率皆如此。因为董其事者能够秉公办事,自己又以吃亏在先为原则,所以得到了广大社员的充分信任。即令有时盘货清账,出现亏空,收支无法平衡,梁实秋以董事长身份在帐簿上大书“本月亏空若干元”作结,也绝对没有人产生怀疑。一次合作事业管理局派员前来查帐,发现这一情况后,还因其实事求是,“不做假帐”特予褒扬。

  以上的事实,很容易令人想起我们中国人的一句传统古训:勿因恶小而为之,勿因善小而不为。能做到这一点,诚然算不得是多么了不起的“高风亮节”,不过,却也需要有较高的道德水准。梁实秋在抗战中的行为,大概是斯足以当之的了。

  梁实秋毕竟又是个知识分子,这就意味着,较之一般人,他有对更高层次精神生活的追求。在这方面,他同样表现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某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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