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传第四章 “新月”云烟(8)

第四章 “新月”云烟(8)

　　不加任何虚饰和歪曲的引证梁实秋关于人性论的一些具体主张，对于擦亮人们的眼睛，以对问题作出公正、合理的判断，可能是有益的。

　　关于文艺的起源，迄今为止的学说可谓多种多样。梁实秋是主张“模仿说”的。也就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梁实秋把“人性论”引进了文艺领域：“诗是人类活动的模仿。诗是以人为中心的，因为宇宙即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人性的表现不在其静止的状态里，而在其活动的状态里。人有动作，所以人才有品格。诗要模仿人性，所以不能不模仿人类的动作。所谓动作者，可以是物质的实体的动作，然亦可以是精神的心灵的动作。”

　　人有“品格”，用理论语言来表述，即人有“人性”，于是，梁实秋找到了文艺所据以产主的起点：“文学的国土是最宽泛的，在根本上和在理论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界限。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不同的地方是有的，遗传不同，教育不同，经济的环境不同，因之生活状态也不同，但是他们还有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有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

　　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共同的“人性”？阶级隶属不同的人之间，是否也有相通之处？我们过去回答说没有，而梁实秋的回答是；“有。”他认为人性之所以为人性，就在于他的普遍性和永恒：性，因之，人性也就成为文学中的恒久描写对象：“人生是变动：的，但人生亦有其不变动者在，这一点不变动的便是亚里士多德所谓之‘普遍性’，‘永久性’，亦即‘真’，亦即“理想”。诗人所模仿的也就是这普遍的永久的真的理想的人生与自然。”

　　自从获得这个发现之后，梁实秋一直充满了自信。翻开他本时期的论著，使用频率最高的便是“人性”二字了。他喋喋不休地到处说教：“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不变的人性，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学，文学难得的是忠实，——忠于人性。“文学家不接受任谁的命令，除了他自己的内心的命令：文学家没有任何使命，除了他自己内心对于真善美的要求使命。”文学所要求的只是真实，忠于人性。

　　这个现象是耐人寻味的。

　　慨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轫以来，周作人第一个喊出了“人的文学”口号，犹如石破天惊的一声，震动了当时整个思想文化界。十年以后，梁实秋又一次把“人性”鲜明地写到了文学的旗帜上，提出把人性作为一切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和最后归宿。由于时势各异，周作人“人的文学”和梁实秋的“人性论”中所包含的内涵可能不尽一致，但他们在一个基本问题上是共同的，即全把目光一致投向了天地间那个最神圣、也最神秘的字眼：人！

　　比起周作人，梁实秋的思想在人与人性的命题上停驻得更为长久（事实上，此后梁实秋终生都坚持了人性论的文学观点），因而，就有可能对这个问题作更为深入透彻的理论探索，新月时期，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主张值得我们注意。

　　一、他十分强调文学的“严重性”。所谓“严重性”，用不够确切的另一个词来代替的活，就是“严肃性”，也即是说文学作品必须寓有丰富深刻的“意义”。为什么会这样呢？梁实秋的解释是“有思想做中心的作品，才是有骨头的有筋络的作品，才能动人。”

　　但是梁实秋所谓的“思想”，决非说教，而是对复杂奥妙人生的深入挖掘与剖析：“文学的目的是在借宇宙自然人生之种种的现象来表示出普遍固定之人性。”他特别神往于文学家在进入创作过程时的那种神圣感、使命感和悲壮感，认为“文学家之从事于创作是由于内心的要求，并且自己知道是别人写不出的，只有自己才能写，才能写得好，有这样的要求与把握，然后才配称为创作。我们读伟大的文学，也该存着同等程度的虔诚，因为我们将要在文学里认识人生，领悟人生。”创作者要以深刻地反映人生为务，阅读者从作品中也应尽力去体悟人生，要“整个的心要钻进作品里面去，才能尝到这作品的美妙。”

　　因而，有两种创作倾向是梁实秋所绝对不能容忍的。一是“游戏说”，二是“工具说”。对前者，他以为那实际等于“把文学的标准定在群众的胃口”，是“对文学缺乏严重性”的表现。对后者，他尤其持强烈否定态度。

　　在他看来，把“文学当作宣传品，当做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实际上是张扬了“集团的观念”，而扼制了“个人的情绪”，结果同样远远违背了“文学是属于全人类”的根本宗旨。

　　“文学是男性的，强健的；不是女性的，轻柔的。”在分析了文学的“严重性”的种种之后，梁实秋将之一句话归总，作了这样一个高度的概括。

　　二、文学既是“严重”的，不必说，文学作品所具有的“力量”必定会被非常重视。那么，怎样才能尽其可能地使作品具有更大的力量呢？梁实秋说：“文学的力量，不在于开扩，而在于集中；不在于放纵，而在于节制。”：正是由此出发，梁实秋又提出了文学的“节制说”。在梁实秋所有的文学主张中，这大概是最为复杂也最易产生歧议的一项了。

　　看来，他确实是太过份地迷恋于自璧德的“新古典主义”了，真诚地把理性和节制奉为创作的圭泉。他所用于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优劣标准的，总是“相当的分寸”“常态的人生”“健康”“尊严”“合度”一类不能不令人产主疑惑的概念。何谓节制？他的回答很干脆：“就是以理性（Reason）驾驭情感，以理性节制想象。”他以为“文学的效用不在激发读者的热忱，而在引起读者的情绪之后，予以和平的宁静的一种舒适的感觉。”如同第一流的雄辩家，在演讲过程中，必要“用各种艺术的技能使听者为之动容，为之情感兴奋”，但到了结尾的地方，“必须慎重的把紧张的空气弛松下来，使听者复归于心平气和之境。”照梁实秋的说法，这就是合乎“法度”。

　　这样，疑问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人所共知，人性的复杂正不亚于我们身外的大宇宙，既是不可穷尽的，又是不会被彻底认知的，要把全面反映如此复杂人性为追求的文学，纳入到那么一种单一、规整的“法度”之中，难道是可能的吗？合理的吗？这是其一。其二，人性有复杂性，同时又具有完整性，至少，感情该是构成人性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梁实秋倡扬文学的“节制说”，不能不极力推崇“理性”，而排斥贬抑“感情”，甚至于说“以理性与情感比较而言，就是以健康与病态比较而言。”这又是合理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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