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传第四章 “新月”云烟(7)

第四章 “新月”云烟(7)

　　在北京大学的时候，他的宾客太多，无法应付，乃订于每星期六上午公开接见来宾，亲朋故旧，以及慕名来访的，还有青年学子来执经问难的，把米粮库四号先生的寓所挤得爆满。……乐于与青年学子和一般人士接触的学者，以我所知，只有梁任公先生差可比拟，然尚不及胡先生之平易近人。”胡适有一笔钱，专门用于资助一些青年出国留学，言明日后归还，以便继续供应他人。胡适自己对此有说明：“这是获利最多的一种投资。你想，以有限的一点点的钱，帮个小忙，把一位有前途的青年送到国外进修，一旦所学有成，其贡献无法计量，岂不是最划得来的投资？”当年有个贫苦学生出国求学，缺乏资斧，仅凭了梁实秋和另外两人的一纸书信，就取得了胡适自立的这笔专款。在这类看上去很琐屑的小事上，梁实秋认为能够体现出一个人最大的“道德”。

　　在“日记的故事”里，梁实秋也体味出了胡适的过人之处。那是一次他同徐志摩等人去看望胡适，适值正在会客。胡太太把他们领到了楼上书房内，等待期间，徐志摩在书架前随意翻览时，忽然大叫一声：“快来看，我发现了胡大哥的日记！”他们几个人又惊又喜，正看得得意之际，胡适上了楼，笑着说：“你们怎可偷看我的日记？”随后严肃的说了一番梁实秋认为很有深意的话：“我生平不治资产，这一部日记将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唯一的遗赠，当然是要在若干年后才能发表。”

　　讲学问，梁实秋并不以为胡适的头脑就比别人特别聪明，才学在现代学人中也不算最顶尖，但他衷心景仰胡适一贯坚持的“但开风气不为师”的精神。他说：“一个人在一生中有限的岁月里，能做的事究竟不多。真富有创造性或革命性的大事，除了领导者本身才学经验之外，还有时代环境的影响，交相激荡，乃能触机而发，震烁古今。少数人登高一呼，多数人闻风景从……开风气的事，一生能做几次？”从这个观点出发看胡适，新文化运动时代他提倡白话文、新文学革命，新月社时代提倡思想自由和人权运动，在梁实秋看来，都是足以传之千秋的不朽功业。

　　对胡适做学问的具体方式，梁实秋本有不同看法。当年，胡适花费了极大精力研究《水经注》，有一回还很得意的打开他的书橱让梁实秋参观，指点着数十个硬纸夹说这是赵一清的说法，那是全祖望的说法，最后的是我个人的说法等等。梁实秋貌虽恭谨，但实际上一点也听不进去，最后实在忍不住说：”先生青年时写《庐山游记》，考证一个和尚的墓碑，写了八千多字，登在《新月》上，还另印成一个小册，引起常燕生先生一篇批评，他说先生近于玩物丧志，如今这样的研究《水经注》，是否值得？”“不然”，胡适正色回答道，“我是提示一个治学的方法。前人著书立说，我们应该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冤枉者为之辨诬，作伪者为之揭露。我花了这么多力气，如果能为后人指示一个作学问的方法，不算是白费。”一席话说得梁实秋肃然起敬，不由再一次想起了胡适那幅著名对联：大胆的假设，小心的考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梁实秋佩服胡适，佩服的是他把做学问和做人很好地谐调到了一起。

　　照梁实秋看来，胡适是可敬的，同时又是可爱的。他一点也不是那种呆滞迂腐的冬烘先生，不仅温和、严正，而且活泼、纯洁、富有朝气，甚至保持了一幅炽热天真的赤子心肠。他不虚假、不矫饰、不做作，对人热诚、直率。梁实秋记录了他的一则趣事：“有一次他的朋友结婚，请他证婚，这是他最喜欢做的事，筵席只预备了两桌，礼毕入席，每桌备酒一壶，不到一巡而壶罄。胡先生大呼添酒，侍者表示为难。主人连忙解释，说新娘是Temperance League（节酒会）的会员。

　　胡先生从怀里掏出现洋一元交付侍者，他说：‘不干新郎新娘的事，这是我们几个朋友今天高兴，要再喝几杯。赶快拿酒来。’主人无可奈何，只好添酒。”另有一次，新月社的几个朋友在胡适家里聚餐，忽然徐志摩风风火火地冲进来，怀里抱着一本厚厚的精装书，原来是一本图文并茂的德文“色情书”。正在大家争相传观时，胡适忽作惊人之语：“这种东西，包括改七芗仇十洲的画在内，都一览无遗，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含蓄。”此语一出，大家慢慢回味一番，不禁个个“为之粲然”。

　　“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综评胡适其人，梁实秋以为中国的这套古语是最恰切不过的。

　　四、新月社的首席批评家

　　在后期新月社内，梁实秋是以首席文艺批评家的姿态出现的。他简直成了“理性”精神的化身，青年时代的一切浪漫与激情，似乎在他身上全都荡然无存。他放弃了曾一度酷爱过的诗歌创作，也不再写小说，凡具有抒情倾向的东西，他现在一概弃之：蔑如，只是专注于以理性的解剖刀去剖析、分解、整合，以做一：个高明的文艺批评家为满足。

　　看一看他这一时期的“成果”，确实也很惊人。在新月书店，他连续出版了《浪漫的与古典的》和《文学的纪律》两本文艺批评专著；在《新月》月刊发表的数十篇文艺专论，后来亦辑为《偏见集》出版；鼓吹人权、提倡思想自由的许多文字，则由胡适编成《人权论集》出版。

　　不管梁实秋的这些著作在许多人看来存有多么严重的问题，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相距多么遥远，但有一点总得承认：梁实秋是一位文艺批评大家。我们尽可对他论著中的某些思想观点提出批评意见，但如真能贯彻实事求是思想作风的话，我们就须肯定，他的这些论著在反映出一个训练有素、有良好理论素养和人格涵养、有良好艺术鉴赏能力的人的艺术思维具有极大的合理性、独创性和系统性。至少，这些论著坚持了从文艺本身出发谈文艺、从创作规律出发谈创作的原则，坚持了一种在我们看来在当时并不多见因而弥足珍贵的良好文风。

　　之所以说梁实秋的文艺思想具有系统性，在于他攫住了一个明确的思想支点。正是由于确立了这个“支点”，他的其它许多理论主张才赖以成立。这个“支点”不是别的，正是引起了文艺界复杂纠纷并且直到现在还在热烈争论的“人性论”。

　　人性，堪称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古老的命题之一，中外古今的许多优秀哲学家都曾对这个命题进行过深入而严肃的思考。把人性的概念引入文学范畴，深入地观察、分析其在文学创作这种独特精神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观察分析其同其它观念的相互关系，应该说，不仅是可以允许的，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在我们看来，只要是真正的思想探求，对于丰富和深化人类的思维活动，进而推动整个人类文明地发展和进步即是有益的。

　　今天看来，梁实秋建立于“人性论”基础上的文艺思想体系，同许多严肃的文艺家们一样，有其独特的成就，也不可避免地存有局限与不足。这些都不是我们要说的。我们在这里只想着重强调一点：作为精神上的探险活动，梁实秋三十年代以“人性论”为核心所进行的文艺批评，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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