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传第四章 “新月”云烟(4)

第四章 “新月”云烟(4)

　　我们以上不厌其烦地引录了那么多人的言论，目的很简单，旨在使我们的读者由此可以对在新文学史上产生过极大影响的“新月派”一班人有一个初步印象。实际上，他们的情况远不象我们从前所估计的那样奥妙复杂。所谓“新月派”，只不过是一帮自由知识分子的自愿结合，既无思想纲领，也没有奋斗目标。大家聚在一起，无非是凭着兴趣写点文章，谈笑作乐而已。在中国，说他们不识相、不合时宜则可；要说他们有什么鸿猷远图、想实现什么理想或目标，则实在是对他们的过份抬举。

　　梁实秋同徐志摩的交游可以追溯到1922年在清华学校读书时代。那时，徐志摩刚从欧洲游学回来，诗名满京都。有一次清华文学社想请他来做讲演。由于徐志摩与梁启超有师生之谊，梁实秋就委托同班好友、梁启超的大儿子梁思成代邀徐志摩。那时正当秋令，正是水木清华风物灿然的绝好时光，梁实秋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当世才子，留下了再好不过的印象：“……飘然而至，白白的面孔，长长的脸，鼻子很大，而下巴特长，穿着一件绸夹袍，加上一件小背心，缀着几颗闪闪发光的纽扣，足登一双黑缎皂鞋，风神潇散，旁若无人，”活脱就是一个六朝中人。

　　此后，梁实秋去了美国，徐志摩则在北京热心于“新月社”俱乐部活动，并且由于同陆小曼的恋爱闹得沸沸扬扬。彼此再没发生直接交谊。但有一件事给梁实秋留下了极大好感。其时，他受白璧德影响，一连写了好几篇抨击浪漫主义的论文，他虽明知“和志摩的文学作风不是同调”，但还是都直接投寄给了他所主编的《晨报副刊》，而徐志摩不以为忤，居然一一都给刊登了出来。对比当时另一些人的文风，梁实秋深有感慨，说：“志摩及其一伙究竟是自由主义者，胸襟相当开廓，有相当容忍的器量，主张归主张，友谊归友谊。”所以，1926年梁实秋归国后，忽于某一日接到邀他于旧历7月7日参加徐志摩与陆小曼婚礼的请柬，一点不以为奇。

　　那次在北海公园举行的婚礼实际气氛很紧张，带有强烈的火药味，证婚人学界耆宿梁启超使酒骂座，指着新郎新娘的鼻子严厉斥责，使举座惊诧。但梁实秋因为自己的心情特好，所以对那场别致的婚礼也看得轻松裕如，以为十分美满。虽然席间对徐志摩、陆小曼的婚事有不少“窃窃私语”，但他一概置之耳后，慨然宣称：“结婚离婚都仅是当事男女双方之事，与第三者何干？”

　　1927年，在梁实秋、余上沅逃难到上海定居之后，象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潘光旦、丁西林、饶孟侃、刘英士、张禹九等一于人，由于同样的原因，也都先后来到了上海。此时的徐志摩与陆小曼有情人终成眷属，兴致正高，浑身有使不完的精力。他重新鼓起了振兴一度中落的“新月”事业的劲头。

　　提起新月社，说来话长。

　　人所周知，新月社最初成立是在1923年。当时，刚从英国回来的徐志摩串联起一班朋友，模仿欧洲文艺沙龙，由他父亲徐申如和黄子美出资，在北京石虎胡同七号办起了一个名为“新月社”的团体。就徐志摩个人而言，他当初事业心很强烈，一心要把新月社办成纯文艺社团。他说：“我们当初想望的是什么呢？当然只是书呆子们的梦想！我们想做戏，我们想集合几个人的力量，自编戏自演，要得的请人来看，要不得的反正自己好玩。”他坚信自己的事业会成功：“几个爱做梦的人，一点子创作的能力，一点子不服输的傻气，合在一起，什么朝代推不翻，什么事业做不成？当初罗刹蒂一家几个兄妹合起莫利思朋琼司几个朋友在艺术界里就打开了一条新路，肖伯纳卫伯夫妇合在一起在政治思想界里也就开辟了一条新道。新月新月，难道我们这新月便是用纸版剪的不成？”

　　从后来的实际发展看，说文艺界这初上的一弯新月是纸板剪的固然不妥，不过，与其创办人的原始初衷确也大相迳庭。徐志摩视为名山事业的新戏剧没能如他预期的那般有声有色的开展起来不说，更要命的，是团体本身的文艺色彩日渐消褪，而俱乐部的性质却大为加强突出出来。到1925年年初时，已有些灰心丧气的徐志摩在一封信里抱怨说：“……有舒服的沙发躺，有可口的饭菜吃，有相当的书报看，也就不坏；但这躺沙发决不是我们结社的宗旨，吃好菜也不是我们的目的。不错，我们曾经开过会来，新年有年会，元宵有灯会，还有什么古琴会书画会读书会，但这许多会也只能算是时令的点缀，社友偶而的兴致，决不是真正新月的清光，决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棱角。假如我们的设备只是书画琴棋外加茶酒，假如我们举措的目标，是有产有业阶级的先生太太们的娱乐消遣，那我们新月社岂不变了一个古式的新世界或是新式的旧世界了吗？这Petty Bourgeois（小资产阶级）的味儿我第一个就受不了。”

　　然而，还有比这令人更为难堪的。新月社开办之初，由于大重朋友义气，文艺家可以进，文艺家之外的社会三教九流也全都来者不拒。比如，象官僚政客林长民、丁文江、银行家、企业家张君励、黄子美就都是新月社的发起人，真正从事新文艺的不过胡适、徐志摩、陈西滢、凌淑华等区区可数的几个人。这种奇怪现象难免招致物议，连徐志摩本人后来也未免心虚，不得不出来辩解：“因为我们社友里有在银行里做事的就有人说我们是资本家的机关。因为我们社友有一两位出名的政客就有人说我们是某党某系的机关。因为我们社友里有不少北大的同事就有人说我们是北大学阀的机关。因为我们社友里有男有女就有人说我们是过激派。这类的闲话多着哩；但这类的脑筋正仿佛那位躺在床上喊救命的先生，他睡梦中见一只车轮大的怪物张着血盆大的口要来吃他，其实只是他夫人那里的一个跳蚤爬上了他的腹部！”

　　诚所谓此地无银三百两。徐志摩把别人的议论一律斥之为“闲话”。但那种种所谓“闲话”，不都是最基本的事实吗？既是事实，那么悠悠之口，又如何防堵！

　　正是因为存有这种先天性的不可克服的弊端，随着1925年徐志摩的再度游欧，早期新月社实际上即不可避免的武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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