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传第二章水木清华(9)

第二章水木清华(9)

　　在这次论争中，梁实秋是以新文学的护卫者姿态出现的。以外国字母代替小说中的人名地名是否妥当，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将新小说与旧式的“某生体”相提并论，实际上暗含了混淆新、旧文学界限，并进而抹杀新文学的危险。因此缘故，比起同周作人的讨论，梁实秋在这次争论中就义正词严得多：

　　用罗马字母的办法，本来未必一定是好，尽有商量的余地，我们若有反对的意思，大可明白的说，不必深文罗织，硬派做新的“某生体”。这种举动，就如北京的官宪乱拿过激派的头衔给人戴，一样的可笑。

　　尽管真的动了肝火，梁实秋在论辩时依然保持了良好风度，他坚决拒绝使用对手使用的那种“武断”手法，而坚持以理服人。他从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实践阐述了小说中可以以外国字母代替人名、地名的理由：

　　小说作者的任务是随着小说的性质而异的……现在姑且退一步说，假定“小说作者的任务”只在“极明确极活现的告诉读者小说里面他是怎样的一个人，”那么这种功效也决不是“用心思去构”“人名地名的命取”所能奏的。要想描绘一个军人，只是给他取一个“赵得胜”或“李振標”的名字，要想描写一个商埠，只是取名上海天津，恐怕也不能“极灵活地表现在纸上”罢？我以为PSmt是没有什么“根本是不好”的所在。人名地名的命取值不得多大的注意，文艺作品的好坏不在这些小地方。

　　“文艺作品的好坏不在这些小地方”，这句话很精采。就论题本身看，正该得到这样的概括评价。可梁实秋事实上这次并没轻忽“这些小地方”，因为此处问题现象的“小”，实则反映了问题性质的“大”，表明了对诞生不久的新文学持什么态度的问题。

　　几乎与此同时，梁实秋还开辟了另一条战线，对手则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

　　那年的二月间，梁实秋曾代表《清华周刊》编辑部，邀请他最尊重的梁启超拟写了一份《国学入门书要目》，刊登于五月份的周刊，其主旨是“指示青年以研究国学的初步方法。”同时应邀撰拟类似书目的还有胡适之。

　　惯写“嬉弄谐谑”体文章的吴稚晖，随后对梁启超开列的书目作出了反应。但这位老先生的文笔太缺乏检束，谑浪笑傲是其所长，而严肃认真则为其所短。他发表在《晨报副刊》的一篇文章看文采倒是风趣横生，但要命的是，却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论点”，简直让人弄不懂是他不对还是梁任公不对。攻击性的话俯拾皆是，又是“箴洋八股化之理学”、“灾梨祸枣”“可发一笑”，又是“于人大不利，于学无所明”，又是留学生出国只应该学习“用机关枪对打”。大概是为了强化效果，以致于弄得文章文理不通、语序颠倒，使人哭笑皆非。

　　对于这样的对手，梁实秋的表现是：不客气。尽管对方德望俱隆，梁实秋还是丝毫不留情面，他在题为《灰色的书目》一文中，针对吴稚晖称梁启超的书目为“灰色的书目”的说法，反唇相讥，简截了当地指出：

　　我觉得吴先生的文章倒真是有一点“灰色”！又长又冗的一大篇，简直令人捉不到他的思想的线索和辩驳的论点。里面文法错误欠妥的地方，不可计数；然而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最高等之名流”写文章的时候往往是不计较其文章之通不通的。我最为吴先生惋惜的，便是他似乎不曾知道梁先生拟的书目的动机和内容，以致所下的断语只是糊涂、误解、孟浪！

　　除掉相互的辩难不谈，梁实秋这篇文章真正值得注意之处，是他对“国学”的看法。他在文章里一则说：“整理国故原不必尽人而能，因为那是需要专门的人材，无须乎‘大批的造’，”再则曰“外国的学问不必勉强附会，认为我国古代早有，而我国古代确是早有的学问，也正不必秘而不宣。自夸与自卑的思想都是该至少‘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的！”从表面看，他不偏不倚，持论似较吴稚晖全面，公允得多，但究其本意，他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免掉为“国学”“国粹”辩护之嫌的。他这一次实际是充当了一个十分尴尬的角色。无怪乎吴稚晖转而较为认真地对待此事的时候，所说的一番话就使梁实秋难乎为词了。吴稚晖这样说：“梁卓如先生在二十年前，对了张之洞的书目，虽不曾做有刚刚反对的文章，却有着不言而喻反对的精神。这是现面盎背，当时自命新人物者，个个把那精神呼之欲出，自命旧国粹派者，个个把那精神衔之刺背，骂他‘捉不到他的思想的线路和辨驳的论点’的，所在皆是。”

　　从这话看，这位吴稚老确乎是个辣手，他只不过重复了一点历史现象，就把一个内涵极端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提纲挚领的撕掠得一清二楚。想来梁实秋读了这段话，一定汗颜到无地自容吧！

　　在这几次论争和讨论中，有一点很值得注意，那便是梁实秋对论战本身所采取的态度。虽然年青人肝火旺盛，难免有时会感情用事，出现意气之争。但大体而言，他是始终注意保持了一种“君子风度”。论难之际，从内容上注意充分说理，以理服人；从形式上则尽量做到温穆、平和，问题一经辩明，便“得放手处便放手”，坚持“穷寇勿追”的原则。从而形成了他此后坚持一生的“绅士风格”的文风。

　　正是这一时期，对于在文章辩难时进行人身攻击或避而不谈论题只旁敲侧击的做法，他表现出深恶痛绝的态度。比如，在那次关于“新某生体”的论争中，同朱大枬的正面交手进行得心平气和，但蹇先艾的一点“杂感”却使他大为光火。蹇先艾的文章中写道：“我正想收场，章彬如来了……向我说：‘上海创造社的人，惯用mpst代小说的地名人名，梁实秋先生正在与创造社联络，所以他不能不有这种反响’。我笑得口都合不拢来。如果真是这样，实秋君！可惜你白费工夫了。”

　　就是这看似不足道的一段小小传闻，却使梁实秋生了真气，他以一向很少见的激愤口吻提出了强烈抗议：“章彬如是何许人，我完全不知。不知菱君根据什么敢以‘章彬如之心度梁实秋之腹’！”他从正面公开宣称自己在文字之争中的立场和态度时说的一段话，中气充足，极有挑战性：

　　我梁实秋是把文学当做献身的事业的，凡是以正当的态度研究文学的都引为同志。文艺里有主义的不同，没有偏辟的党见。梁实秋生就的一身硬骨头，不怕嘲骂，不避嫌疑，不惜费纸费笔费精神！我和创造社是有联络，（虽然不是“正在联络”），然而这没有什么可耻。文学研究会若和我·主张相近态度相合，我也要联络；……曦社若是分子优秀头脑清楚的，我也要联络：……我不是把文学当做饭吃的，不想凭借会社的势力欺凌别人的。我和创造社同人只是文字之交，道义之交，彼此互相监督不稍假借；我没有做过与创造社同人狼狈为奸的行为，我没有用过创造社的半个铜子。一切猜疑我的人们，息了你们的卑鄙的念头罢！

　　以上的一段话，今天读来，仍然觉得虎虎有生气。它不异是梁实秋个人的一份“宣言”，是他为自己做人做事业确定的一个原则。此后，他将努力鞭策自己在漫漫人生旅途中履行诺言、实践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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