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传第二章水木清华(5)

第二章水木清华(5)

　　三、“五四”运动在清华

　　美丽幽雅的清华园内，生活是那般的平静而安说。梁实秋和他的青年朋友们被这种生活所陶醉，度过了一年又一年充满了虹彩的时光。他上课堂、做作业、踢足球、打网球、躺在宿舍的床上与同舍生海吹神聊，与二三友好踏着皎洁的月辉到荷花池畔漫步。一个礼拜过完，他还可以过上一个愉快的周末。一般情况是，他在星期六晚上提前领出一个写着姓名的黑木牌，第二天一早交给看守大门的一个姓张的老头儿，就可以获准回家。沿着大道坐上一小时左右的人力车即可到家。但更多的时候，他是骑一头毛驴，经过大钟寺，到达西直门，而后一蹶一颠地走到自家门口。这样，不仅路程更近，而且他也觉得更有意思，跨在驴背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味道。到家后，母亲总忘不了给他做一顿可口的饭菜。到了后半晌，他可又得骑上毛驴，背一身夕阳回转学校了。

　　很难预料，假若日子不发生任何波澜，就这么一直过下去的话，梁实秋此后将会怎样度过他的一生？他将会成长为怎样一个人？

　　但是，历史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的逻辑。生活于社会整体中的个体，是无法摆脱社会整体控制的。当个人在想象中为自己的未来编织各种各样美妙的梦时，社会或许早已规定好了你未来的一切。一旦两者发生抵触，最后总是以前者对后者的服从告终。

　　事实上，当梁实秋和他的同学们正充分地享受校园生活那难得的宁静温馨时，中国社会的天边已开始隐隐响起阵阵惊雷。

　　比梁实秋们还要更早的可敬的一代先驱们，在中国社会还普遍处于蒙昧麻木状态时，在中国社会还处于子夜般浓重的黑暗时，麻醉的灵魂就已苏醒过来了。他们人数很少，力量极小，但他们仿佛受到历史之灵的神启，极其分明地听到“有个声音常在前面催促”自己，内心里产生了强烈的“我息不下”，“我只得走”的冲动，于是怀着满腔悲愤不计成败地开始了拆毁“铁屋子”的工程。他们以生命和热血点燃起新文化运动的火把，燃向青年们干渴焦燥的心田，燃向黑暗大地上的遍地野草……

　　伟大的五四运动在1919年爆发，不管能找到多少条理论的和现实的依据，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与此前先驱者开展了数年之久的新文化运动是一脉相承的，是这场运动的直接成果。五四运动证实了群众的力量，政治的力量，同时也证实了思想的力量、知识的力量。

　　在这里，我们不想也没有必要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作出全面的说明。但我们却不能不看到，这场运动一经发生，立即以怎样的深度和力度，影响和改造了一代和几代青年的心灵，又是以怎样的深度和力度，决定了他们此后的人生道路。

　　清华学校距北京城较远，五月四日的那一天仍如既往一样度过。但两三天后消息传进清华园，清华学生们的反应又是那样异乎寻常的强烈和迅速。学生运动象怒潮般不可遏止地开展起来，并立即汇入了北京城群众运动的大潮中。

　　半个多世纪后，梁实秋讲起当年清华学校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还十分自豪、向往；对那时的学潮的组织领导者表示由衷的敬佩：

　　清华学生的领导者是陈长桐。他的领导才能（Charisma）是天生的，他严肃而又和蔼，冷静而又热情，如果他以后不走进银行而走进政治，他一定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他的卓越的领导能力使得清华学生在这次运动里尽了应尽的责任，虽然以后没有人以“五四健将”而闻名于世。自五月十九日以后，北京学生开始街道演讲。我随同大队进城，在前门外珠市口我们一小队人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三两部汽车因不得通过而乱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不知什么人一声喝打，七手八脚的捣毁了一部汽车。

　　作为历史已逝去的一页，五四运动一去不复返；但作为中国历史最光辉的一页，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精神是永在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短暂性和永恒性，从来都是同在并存的。对于我们后人来说，挖掘五四精神的内涵，理解五四精神的真谛，将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按照梁实秋的理解，五四运动最根本的意义在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人某种自觉意识的苏醒，在重新认识自身价值、重建人性方面，迈出了艰难而又关键的第一步。他对此有着确切表述：

　　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如击石火，似闪电光”，很快的就过去了。可是年轻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登时表现出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气，好象是蕴藏压抑多年的情绪与生活力，一旦获得了迸发奔放的机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梁实秋谈到“情绪”与“生活力”等等，意思非常显豁。他此处是就个体生命和个体的价值着眼，以为五四运动实乃中国有史以来对倍受压抑和摧残的个性的大解放。

　　在这一点上，梁实秋表现出向当时整个进步思潮认同的趋向。因为正是在对待个体与群体关系上，或者说，在是否承认个体地位的问题上，才能真正把传统价值观念和新型价值观念最后区别开来。特别标举出这个标准，对我们来说极为重要。因为不论什么事物，其表现形态是可以随时调整变化的。比如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可以以旧时传统的面目出现，也可以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形态的变态出现，能够变得看起未比进步更进步、比革命更革命，并且一旦逼得它以变态出现时，其封建性也必将更趋于极端化。这时，判断它究竟属何性质，最好的试金石便是看它在人的价值观念上持何态度，看它对待个体地位、个体价值、个体权利是重视还是蔑视、是肯定还是否定、比传统封建主义是有所改进还是完全相同甚或更加变本加厉。

　　在另一点上，即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上，梁实秋关于五四运动的观点，也表现出向当时整个进步思潮认同的趋向。在他看来，五四运动对中国的固有秩序、固有体系、固有观念是一次强烈的冲击，而换回的，是社会的迅速发展和进步。他说：“五四运动实乃一大变局。新一代的人要造反，不再忍了。有人要‘整理国故”，管他什么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都要揪出来重新交付审判。礼教被控吃人，孔家店遭受捣毁的威胁，世世代代留下来的沟要彻底翻腾一下，这下子可把旧一代的人吓坏了。有人提倡读经，有人竭力卫道，但是不是远水不救近火，便是只手难挽狂澜。代沟总崩溃，新一代的人如脱缰之马，一直旁出斜逸奔放驰骤到如今。旧一代的人则按照自然法则一批一批的凋谢，填入时代的沟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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