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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


  §二、思想是烧不掉的

  1956年5月16日,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并通过了《中国中共中央委员会通知》,即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慕,一场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由此上演,像梁漱溟这样的“反面教员”,等待他的,又将是什么呢?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运动”,梁漱溟感到困惑、迷茫。但他仍然保持沉默,和政协的其他同志一样,每天念文件、看报纸、谈心得。当然,所有的心得只能是“坚决拥护”,在没有看清运动的性质和形势之前,他始终一言不发,以静观其变。

  但随着老干部,老朋友一个个被打倒,他无法再无动于衷,忍不住要谈谈自己的看法。6月7日,他在政协学习会上说:“对于时局的变化、发展,我的心情是困惑,难过,常常是事前茫然,事来震惊,事后百思不得其解我一直是这样的心情,不希望这种事发生,看到这种事,心里很难过搞了多年的革命、受到党和人民的信仰、已经进入党的领导核心的人,还出这样的大问题,如何理解?不能不纳闷,想不通。说他们是混进来的反革命,还是变质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都不大好自圆其说。”

  参加政协学习会的人虽然大都对文革不理解,但谁也不敢公开讲,而梁漱溟竟然公开为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洗脱罪名”,自然招到不少人的攻击。

  但命运又一次偏袒了梁漱溟,在对他的批判未形成高潮之时,文革的烈火就烧到了政协机关中,政协的大门被红卫兵查封,对梁“反动言论”的批判也不了了之。

  政协学习组既然已停办,梁漱溟就又回到家中继续他的研究。但激进的群众运动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8月24日,梁漱溟正伏案疾书《儒佛异同论》,忽听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门开之后,一群红卫兵蜂拥而入,领头的一位气势汹汹,劈头就是一句:“我们要造你的反!”面对这群稚气未退的孩子,梁漱溟无可奈何,只好说:“既然是造反,那就各自为之吧,翻抄什么都可以。”

  小将们翻箱倒柜,很快将梁家三代的藏书、明清字画、各代名家手札统统搬了出来。除了留下几本马列毛的著作外,一律撕的撕、烧的烧,砸的砸。当红卫兵抱出两大本《辞海》、《辞源》时,梁漱溟急忙说:

  “这两部书是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但却无济于事,梁只能眼睁睁看着伴随自己多年的书籍被付之一炬,心疼不已,“造我的反,造我祖宗三代的反,我都忍受下来了,为什么连这两部普通的工具书都不放过?”而梁夫人因气不过说了一句:“你们这样做是犯法的”,立即遭至罚跪和毒打。梁漱溟知道任何辩解都是徒劳,只有表面平静地承受这一切。

  破完了“四旧”,红卫兵发现梁宅院落宽敞,正房装有电话,便宣布将司令部就设在正房,命令梁漱溟夫妇立即搬到南面小屋中,每日打扫院内卫生、清洗厕所,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他们还企图扣发梁的工资,后因周恩来总理干预,未果。他们还时常将梁漱溟拉出去游街批斗,梁由此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侮辱。

  9月21日,梁漱溟第一次游斗归来,拖着疲惫的身躯走进小南屋,不禁感慨万千,家被抄了,所有的字画、书籍都被烧了,特别是那篇已写了一万多字的《儒佛异同论》也化为了灰烬,值得庆幸的是人还在。

  他自信“墨写的字可以烧掉,但人的思想却烧不掉”。

  他决定从现在开始,动手整理自己一生中积累的学问,保住这份无法烧掉的思想。

  从此,梁漱溟白天打扫院落、厕所、构思文章,夜晚就躲进小南屋,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仅凭记忆写作《儒佛异同论》。在他那瘦小清癯的身躯里,仿佛蕴藏着无穷的精力。他以每天一千多字的速度,一个月便完成了4万余字的《儒佛异同论》。之后,又马不停蹄地写作《东方学术概观》,而当时,他已是位73岁高龄的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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