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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长征(1)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
  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
  长征的胜利,曾宣告了敌人围追堵截的破产,开创了革命战争的新局面,为中国革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1935年11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2、第6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于1936年10月22日胜利抵达宁夏将台堡,从而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结束了伟大的长征。

  在长征中,我在红2军团第6师担任政治委员。凭借马灯、篝火、月光,我曾逐日记下了那一段段艰苦的历程。遗憾的是,这些日记在后来的战争岁月中全部失掉了。但是,正如长征这块用红军的血与肉铸就的革命基石和历史丰碑永远铺垫在共和国的大厦里,永远矗立在亿万人的心目中一样,长征的伟业及其精神也始终铭刻在我的心里。长征路上,那长眠的战友身影,那廖战的枪雨剑幕,那跨越的万水干山,那激荡的革命正气,时时扑面而来。

  §跳出堡垒区

  1935年11月,红2、6军团收缩到苏区中心不久,在桑植县刘家坪的总指挥部驻地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

  这天,阴雨绵绵,秋风瑟瑟。我们围坐在一盆炭火边,听贺龙总指挥、任弼时政委下达冲破敌军“围剿”、实施战略转移的计划。苏区面临的形势,也象这屋外的天气一样,阴冷肃杀,寒气逼人。

  当时,中央红军和红4方面军已相继长征到了西部地区,长江以南只剩下这一支主力孤军奋斗,威胁武汉、长沙等国民党统治的腹地。蒋介石调集

  130个团的正规军,加上地方保安团队,共约30万兵力,以堡垒为依据,从四面八方向湘鄂川黔苏区中心围攻上来。根据地一天天缩小,形势一天天严峻。为此,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2、6军团以迅速果敢的行动从南面冲破敌人的堡垒封锁,进入湘中无堡垒地区,进行胜利的运动战,求得在湘黔边广大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会后,郭鹏师长和我回到6师,立即传达党的决走,进行思想动员。我们把面前的困难以及战胜困难的办法如实向部队讲清楚:大批敌军已经包围上来了,要想在日益狭小的苏区内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只有跳出去,跳到敌人后面,跳到没有堡垒的地方,跟敌人打运动战,才能取得胜利。同时,我们根据上级所发材料,向部队宣传全国苏维埃运动和抗日反蒋运动的新发展,宣传中央红军长征在川西取得的胜利(由于2、6军团与党中央电讯联络中断,我们不知道中央红军已经北上陕甘),使同志们从中看到光明的前途,树立必胜的信心。

  部队的动员本来比较容易。因为过去经常遭到敌人“围剿”,在苏区内打不退敌人时总要跳到外线去。我们把这些情况讲清楚了,战士们也就明白了。不过这次却遇到一个特殊的问题:虽然没有哪个人讲突围后不回来了,可我们都清楚这次突围跟以往不同,能不能回来?何时回来?很难讲。估计会走得更远一些,时间更长一些。因此,要离开苏区,离开家乡,离开生养我们的红色土地和父老乡亲,大家都有一种依依不舍之情,有的还受着“故土难离”观念的羁绊。特别是我们红2军团,从干部到战士,有许多人原本就是苏区子弟,不仅是新编的第5师,而且在4师、6师两个老部队中间除了洪湖籍外,湘鄂边的人也很多。

   为了保证这些战士在离开苏区后坚决地执行战略转移任务,各个党支部专门做了教育工作,除了讲抗日反蒋的斗争形势和任务之外,还引导大家放开眼界干革命,自觉破除乡土观念。认识提高后,许多苏区籍指战员主动向自家的亲属做解释工作。

  在思想动员、教育的同时,我们组织全师进行政治、军事、物资方面的突围准备,以使部队能比较充分地应付今后的困难。政治准备,由我负责,主要是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加紧发展了一大批新党员,整理、充实了各连队的党支部,并对党团员作了专门教育。军事准备,由郭鹏师长负责,突击训练了扩大来的新战士,演练运动战所必需的战术、技术。物质准备,主要是动员轻装,把所有不必要的东西减掉,每个人打了三五双草鞋。

  在此期间,2、6军团整编了部队,把桑植、大庸、永顺、龙山等几个地方独立团编为2军团第5师和6军团第16师。我师18团团长贺炳炎17团政委谭友林调到5师担任师长、政委。整编后的2、6军团各辖三个师,总计2万人,分别集结在刘家坪、瑞塔铺两地,准备突围。

  苏区群众从苏维埃政府动员坚壁清野中知道红军要走了,很多人赶来看望自己的子弟。6师师部住在刘家坪旁边的一户独立人家,附近一位老太太的儿子就在师里当兵。6师还有很多家属都是我的熟人,她们从洪家关、樵子湾来了很多,直接到师部找到我,言辞恳切地说:“汉生,我这个儿子交给你了……”“汉生,我的丈夫交给你了……”其言其情,感人至深。

  我不能不承诺下来:“放心吧,我会照顾好的。有我廖汉生在,就有你们的儿子、丈夫在!”同时我也对来队家属做工作:“红军走了,白军来了,苏区人民要吃苦的,请多保重,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一定会回来的!”

  俗话说,一诺千金啊。我对乡亲们的一句承诺,竟使我从此背上了永难偿还的感情债。她们的儿子、丈夫有许多都在长征中牺牲了,有些连牺牲在什么地方我也很难说清。这笔沉重的感情债,在我心头压了几十年。全国解放后的30年间我也迟迟没有回去看望故乡,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一想到那些牺牲了的同志,一想到那些红军家属们,我的心就不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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