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汉生回忆录第四章二、六军团会师(8)

第四章二、六军团会师(8)

　　员，固守着旧军人的思想与作风，对红军的一套新东西不熟悉。永顺十万坪战斗中，6师追击逃敌到了永顺城下，钟炳然不按红军猛打猛追的战术乘胜冲进城去，而是沿用旧军队稳打稳扎的那一套，叫16团搜索前进，等待后卫。结果等部队进了城，周矮子等人已经逃走了。以后，随着2、6军团的胜利发展，钟炳然的那一套陈旧战法越来越不适应了，在大庸休整期间，贺任关把他调到红军学校参谋训练队学习。

　　在训练队，李达参谋长去讲战术课，钟炳然不眼气，提出要比试比试，贺龙严肃批评了他。钟炳然学习毕业后，没给他任职，原来的师长职位已经由6军团5、团团长郭鹏担任了，他有些不满意，赌气跑回家不干了。以后我听说他被团防捉住杀掉了。

　　在钟炳然的问题上，贺龙并没有因为他是亲戚、旧部而有所迁就，不是任人唯亲而是任人唯贤。

　　再比如对6师18团团长贺炳炎。他是贺龙最喜爱的一员战将，打仗时碰到别人拔不掉的硬钉子，贺龙就大喊一声“贺炳炎，上”，指派他担负最危险、最艰巨的任务。

　　贺炳炎打仗勇猛异常，平时却调皮得出奇，不是跟这个摔一跤就是跟那个逗两句，闹急了免不了厮打起来，常有人告他的状。为这，贺龙没少批他，就差拿烟袋杆敲他的脑袋了。

　　我也曾经挨过贺龙的批评。在攻占桃源期间，6师兼任桃源城防警备司令部，我跟师长钟炳然把在语溪河战斗缴到的一挺轻机关枪抬去试枪。枪打响了，我俩高兴得忘乎所以。

　　贺龙和肖克匆匆跑来，问：“发生了什么情况？是不是沅陵方向的敌人来了？”

　　我们不在乎地说：“没事，试枪呢。”

　　贺龙一下子火了，严厉地问：“你们试枪出布告没有？”我照实讲：“没有。”

　　贺龙当着肖克军团长的面，把我和钟炳然狠狠批了一顿，直到我俩连声认错，他还余怒未消。

　　可是对6军团的同志，贺龙的脾气却格外的好，在任用上也统统委以主官。如果说他对部属有什么亲疏之分的话，那就是律己宽人，这是他一贯的思想与作风。开始我们一些人感到很不理解，抱怨他“偏心”、“不公道”。时间长了，我们渐渐懂得了他维护团结的良苦用心，懂得了我们共产党人的事业是一个极其伟大的事业，只靠少数人、几根枪是打不得天下的。

　　领导同志的模范行动，为我们下级干部和整个部队作出了表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就引出了团结的第三个因素，2、6军团的团结不光是几位领导者之间的团结，而是贯彻到了整个部队和每一位同志。“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大家确实都有这样的认识和觉悟。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讲过：“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爱护。”可以说这是对当时整个革命队伍的真实写照，也是红2、6军团会师之后的真实写照。

　　我在担任2军团组织部长期间，对此有着深刻的感受。

　　我们组织部是会师后随6军团政治部一起搬来的。我当部长时人不多，

　　组织干事肖新春、青年干事颜金生等，都是6军团来的。颜金生是个红小鬼，也是个“老资格”，12岁入团，14岁入党，原是6军团的一位政治指导员，调来2军团组织部当青年干事，管着全军的共青团工作。

　　除了几个干事，以后又调来一位女同志当副部长。她叫李贞，从童养媳当了红军。会师后她从6军团调到湘鄂川黔军区当组织部长，我们开会时见过几次面，以后军区驻地塔卧受到敌人进攻，她调来2军团组织部当副部长。

　　李贞是个精明强干的女同志，她党性强，工作积极，作风朴实，得到我们2军团同志的敬重。此后，我们之间的友谊得以长期的保持，直至这位共和国的第一位女将军80寿辰时，我们还在一起同唱“洪湖水浪打浪”呢。

　　我们组织部的人虽然来自两个军团，但大家合作得很好，相互信任，亲密无间，从来没有什么谁是哪个山头之分。我们统管全军党务和干部工作，在干部的调配使用上总是从全局来考虑，唯贤是举，唯能是任，无亲疏厚薄之分。

　　我了解到任弼时政委身边的警卫员余秋里原是6军团的一位连队政治指导员，在湘赣苏区红军学校学习过，6军团从湘赣出发时把他调去给中央代表任弼时当警卫员。我向弼时政委提出：

　　“现在跟会师前的情况不同了，我们部队扩大了，干部很缺，警卫员到处都可以找到，是不是把余秋里调出来，到下面当干部。”

　　弼时政委同意了。我们组织部就把余秋里派到6师18团担任党总支书记，不久又当了团政委，以后他一直是我们这个部队中一位优秀的政治委员。

　　有许许多多的同志从6军团调到2军团后，就在这里扎下根，和我们成了生死患难几十年的战友。这两支部队从会师后，也再没有分开过，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始终并肩战斗。

　　直到今天，我们2、6军团的老战士碰到一起，提起当年的初次相会以及共同创造的辉煌战绩，都忍不住同声感叹：

　　“我们是模范的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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