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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


  第一,实行优待移民、难民政策。陕甘宁边区总的来说是地广人稀,荒地很多。但人口分布却不平衡。绥德分区一些县,是人多地少,延属分区一些县又人少地多,历史上群众就有迁移的习惯。而且这时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也有许多老百姓为谋生路逃来边区。为了接纳安置移民和难民,鼓励他们发展生产,边区政府曾多次公布优待移民和难民条例,规定移民难民开公荒者可以长期有使用权,三年内不交公粮,垦私荒者三年不交租,并减轻其他负担,政府帮助解决吃住困难,借贷和调剂耕牛、农具、籽种;政治上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林伯渠非常关怀移民和难民的生产。一九四二年二月,米脂县马丕恩一家六口,背着一口铁锅、两个破被卷和仅有的半碗小米和半碗黑豆,来到延安南三十里铺边区农场。他和十七岁的女儿马杏儿,承包农场土地四十五垧(每垧三亩),开荒八垧。由于起早贪黑,辛勤劳动,加之耕锄得法,虽遭风灾,实收粗粮四十一石,除按合同交农场近一半外,分得粮食二十一石。林伯渠和李鼎铭得悉马氏父女的生产事迹后,立即予以嘉奖,授予他们“劳动英雄”的称号。在边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还向马丕恩、马杏儿父女发了奖品,分别颁发了林伯渠亲笔题写的“移民模范”和“妇女光荣”的奖状。林伯渠在安塞农村调查时,发现移民们肯吃大苦,二区宝家湾有个好镢头手吴寿德,靠一把镢头掏了一百亩熟地和十亩生荒,他便在报上发表文章,赞扬吴寿德的“镢头精神”。

  由于边区政府实行鼓励移民、难民生产的政策,这就为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争得了一支劳动大军。据统计,一九四一年全边区安置移民难民七千八百五十五户,共二万零七百四十人;一九四二年又安置五千零五十六户,共一万二千四百三十二人。其中三分一是劳动力,如以每人开荒二十亩计算,他们一年即可开荒二十多万亩。这对发展边区农业生产,无疑是一项巨大的贡献。

  第二,开展劳动竞赛,奖励劳动英雄。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许多劳动致富的农民,吴满有是当时最出名的一位。他原籍横山县,一九二八年逃难到延安柳林区二乡,仍难以为生,不得不卖掉两个女儿。一九三五年陕北“闹红”,他分得了土地,开始了新的生活。中共中央到陕北后,他辛勤劳动,努力开荒,改良农作方法,积极发展畜牧业,不断增加生产,成为边区著名的劳动英雄。为了鼓励生产,开展劳动竞赛,林伯渠、李鼎铭联名通令全边区,号召农民向吴满有学习。一九四三年二月,安塞县劳动英雄杨朝臣,写信给吴满有,提出六条,作为和吴满有开展劳动竞赛的条件,并请边区政府建设厅高自立、霍子乐两位正副厅长作评判员。吴满有复信杨朝臣表示应战,并倡议把两人之间的竞赛,扩大到两个村庄和全边区部队、群众中去。此事立即引起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极大重视。朱德电令全边区所有部队,都要积极响应吴满有开展生产大竞赛的倡议。林伯渠、李鼎铭联名向各分区专员、各县市长发出指示,要求立即领导开展生产大竞赛。这样,在边区的部队、机关、学校和群众中,便迅速掀起了生产竞赛的热潮。与此同时,边区政府又号召在工业战线开展赵占魁运动。此后,各条战线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层出不穷。为鼓励开展劳动竞赛,边区政府还召开了各种群英会,按劳模们的贡献,分别给予重奖。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了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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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满有,在1948年4月西府战役中被蒋军俘虏,因失节而被开除党籍。
  指1931年以后陕北人民在刘志丹、谢子长领导下,开展游击战争,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的斗争。

  第三,开展减租减息。减租减息是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土地政策,也是调整地主与农民关系、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根本措施。为了进一步开展减租减息斗争,中共中央于一九四二年作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政策的决定》,中共西北局也于同年十月间发出了《关于彻底实行减租的指示》和《关于减租实施的补充办法》。林伯渠根据上述文件,积极领导群众进行减租减息斗争。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土地关系,有两种不同的情况。大约占边区土地面积一半的老区,已实行土地革命,废除了封建剥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另一半是新区,土地革命尚未进行,广大农民仍受着地主的封建剥削。减租减息就是在这些未经过分配土地的新区进行。抗战以来,这些地区虽然也开始进行了减租减息,但多数还停留在一般的宣传。有些虽进行了减租减息,但因发动群众不够,明减暗不减的现象还相当严重。为了做到减租减息,同时又交租交息,林伯渠依据中央的决定和西北局的指示,领导制订了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土地典当纠纷处理原则及旧债纠纷处理原则》,以及《地权条例草案》等,规定,出租人应按所定的减租额收租,不得多收或法外增租,一般减租率,不得低于百分之二十五;承租人应按所定减租后之租额交租,不得短少,具有能力交租而故意不交者,出租人有请求政府依法追交之权。还规定,“出租人不得任意收回租地”,出租人依法收回土地时,“须于本年作物收获后次年作物耕种前之时日为之,并须于收获后一月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仍须交纳本季地租。”这些规定,既照顾了农民的利益,又保护了地主的合法权利,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和地主经营土地的积极性。米脂县印斗区八乡减租保佃后,大家就说:“生产的心有劲了”,修了水坝,利用兄弟亲属关系组织了四十九个变工小组,使生产计划得以顺利完成。葭县减租彻底,就多挖了水窖万余个,多开了数千亩荒地,有力地推动了大生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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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附说明)》,《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1—232页。

  第四,军队实行屯田政策。军队实行屯垦这是朱德倡导的,其中也渗透着林伯渠的许多心血。南泥湾在延安东南九十华里处,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百年前,曾经是人烟稠密,经济繁荣的地方。清朝同治年间,清政府镇压西北捻回起义,使这里人烟断绝,荆棘丛生,成了狐狼出没的地方。早在一九四〇年春,林伯渠利用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之机,就曾亲自带领农业技术人员去南泥湾进行过踏勘,认为这里是开荒生产的好场地。一九四一年春,王震率领八路军三五九旅到南泥湾地区实行屯垦后,把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林伯渠对三五九旅在一年之内开垦良田万顷,做到“禾黍盈野绿,瓜菜满阡斑”,十分喜悦。他在《和朱总司令游南泥湾诗》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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