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传(47)

四七

　　如何开展储粮工作呢？林伯渠着重提出了两条措施。第一，“倡办粮食合作社”。粮食合作社是集合雇农、贫农、中农以及农村中的其他劳苦群众的股份（用钱或谷物交股金）而成立的。秋收后社员需钱用时，可将粮食以高于市价的价格卖给合作社。合作社收买的谷子可以储存一部分，以供来年社员的急需；其余部分可陆续运到粮价较高的地方出卖或者出口（到白区）。这样不断籴进粜出，既可扩大资金，又可使社员获得盈余。开办粮食合作社，可使苏区的粮价不至于过低或过高，从而保障民食，免受剥削之苦。训令要求务须在每一乡成立一个粮食合作社。

　　第二条是“建造谷仓”。林伯渠分析当时的形势说：“到今年秋收的时候，公家将有很多的谷子要在各区、乡保存，如今年的土地税，决定征收谷子。红军的公谷，以及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都准备了很多的现款在秋收后来收买粮食……还有粮食合作社，也有不少的谷子。总共这些谷子，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如果要把它集中于一处，是万难办到的，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因此要分区建造谷仓，保存谷子，免致耗损，成为这一任务的首要条件。”

　　他要求“各县国民经济部，应帮助并催促各区、乡政府，调查旧有谷仓，加以修葺。在还没有公共的谷仓的乡，要建造谷仓一处，至少以能容纳三百石谷子为限（由粮食合作社管委负责），以供粮食合作社之用。在每区要建造谷仓数处，每区谷仓容纳谷子的数量，要以规定该县储积粮食的总数量为标准，由各县国民经济部会同财政部，按照该县区数之多少估计建设各区谷仓的数目。”他还周密地考虑到，安置谷仓，须觅有掩蔽而交通较为便利的地方。随后，又领导建立了谷仓管理委员会，制定和颁布了谷仓管理规则。

　　由于政策正确，措施适当，又发动了群众，上下一起努力，到这年八月间，兴国、瑞金等县都建立了一批粮食合作社，仅兴国就有八十三个，瑞金壬田区有十二个。这年，中央苏区的农业生产比上年增产一成半。苏区的粮食储量大大增加，对支援革命战争，改善人民生活，进一步发展生产，均起了重大作用。

　　为了动员群众参加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人民委员会于七月间决定召开经济建设大会。八月二十日，江西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在瑞金叶坪开幕，林伯渠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毛泽东作了题为《粉碎（第）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发出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伟大号召。翌日，林伯渠作《发行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与发展合作社》的报告。十五日大会发言，就开展经济建设竞赛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当日，大会就发展合作社、推销公债、建立和健全粮食调剂局、进一步开展对外贸易、筹款、加强新区和边沿地区的工作、培养干部以及开展自我批评等问题，作出了决议。林伯渠在闭幕词中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大会，它将使苏区的经济建设运动获得迅速的开展。

　　紧接这次大会之后，同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北部十一县（有三个县因故未能参加）在博生县（宁都）也召开了经济建设大会。两次大会的召开，大大地调动了各县的积极性，一个经济建设的热潮，在整个中央苏区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在经济建设大会召开的同时，林伯渠受命兼任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①，原部长邓子恢改任副部长。当时，“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对因自己错误造成的财政困难束手无策，反而嗔怪邓子恢对克服困难没有办法。他们的批评是不客观的。本来，主力红军筹款自给，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确定下来的红军三大任务之一，实践证明，它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敌大我小、打游击战和带游击性运动战的时候，在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还没有根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保障红军物质供给唯一正确的财政方针。可是，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却死啃教条，认为这种方法不正规、不光彩。他们不待时机成熟，便于一九三二年七月取消了主力红军的筹款任务，改由政府负责供给。

　　第二年初，原在上海的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他们批评邓子恢的财政收入基础“是建筑在沙滩上”，意思是说，没有建立在可靠的税收上，而是建立在没收土豪的财产上。这一来，财政部就不得不提高税率，并且“日益增多地依靠发行纸币”，从而使财政重担全部落到根据地人民身上。然而，“当纸币发行达二百万元时，党中央的机关刊物《斗争》上就发表文章，批评财政政策是‘向石印机瞄准’，发行稍一扣紧，而影响了前方需要时，就又批评发行方针是‘抓着怕死，放了怕飞’，叫人左右为难，无所适从”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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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34年初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后，专任财政部长。
　　②曹菊如回忆，转引自《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第1169页。

　　在这极其困难的年月里，林伯渠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为保障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物资供应，解决军队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给养问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毛泽东认为，在红军胜利、苏区扩大、革命运动猛烈发展的时候，“苏维埃财政政策的原则，应该是：（一）把负担加在剥削阶级身上。这里主要是在白区与苏区内向地主罚款，向富农捐款，及在不损害苏区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向商人作适当的征税；（二）努力进行经济建设。从发展国民经济、打破敌人封锁、节制商人剥削，来增加苏维埃财政的收入；（三）依靠劳动农民群众的革命热忱去征收适当的土地税，充裕国家的财政”①。林伯渠领导财政部，根据这些原则，研究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六个月财政收支计划》（一九三三年九月起），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

　　首先，他成立没收征发委员会，确定副部长邓子恢兼管这一工作，并在地方和部队设立下属机构；提出向白区和苏区的地主、富农筹款六百万元的任务，规定在筹款中“对于地主富农要有分别，对地主是消灭他的经济力量，对富农是削弱他的经济力量，因此，地主的钱应该筹个干净，富农的钱则只能捐他的一部分。”②然后，大张旗鼓地开展征发没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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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央政府关于整顿财政部工作的训令》，《红色中华》，1933年9月3日。
　　②《中央财政部土地部为筹款问题给乡主席、贫农团的一封信》，1933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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