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传(7)

七

　　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本国会议员阪本金弥的别庄举行成立大会。到会加盟的有留日中国学生一百多人。会上公举孙中山为总理，其下设执行、评议和司法三部，黄兴任执行部庶务（相当于副总理），陈天华任书记，程家柽、廖仲恺任外务；评议部推汪兆铭为部长，田桐、胡汉民、朱执信、吴永珊（玉章）、覃振、胡瑛等为议员；司法部由宋教仁任检事长，张继等任判事。会议正式通过同盟会章程，确定“本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同时成立各省分会，推定各省主盟人。上述同盟会的负责人，后来大都和林伯渠发生过密切关系或者打过交道。

　　林伯渠原和黄兴、宋教仁熟识，他们两人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这是他一生事业中的第一个重要起点，从此他便踏上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征途。

　　清政府得知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东京成了中国革命党人的大本营，如芒刺在背，火灼油煎，便秘密向日本驻华公使要求共同镇压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日本政府于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日颁布所谓《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学校之规程》（中国留日学生称之为“取缔规程”），规定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公、私立学校入学或转学时，必须持有清廷公使馆的介绍书方准入学；中国留学生必须居住学校宿舍；凡因“性行不良”而被开除的中国留学生，各校不得使之复学。这样一来，清政府就随时可以以“性行不良”为借口，串通日本当局，开除进行革命活动的中国留学生，断绝他们在日本留学进行革命活动的机会。中国留学生因日本政府剥夺他们的居住自由和入学自由，群情愤激，上书驻日公使杨枢，要求向日本政府交涉，取消该项章程。结果上书请愿无效，反受日本报纸讥为“放纵卑劣”。日本一国会议员甚至大发谬论，说什么日本帝国的范围应以东京为圆心，划成三个不同半径的圆周，第一个圆周，包括韩国等地；第二个圆周，包括中国东三省；第三个圆周则包括全中国在内①。这些极端污辱我国留学生人格和国家尊严的帝国主义分子言论，如同火上浇油，更加激起了中国留日学生的无比愤慨。他们决定以全体罢学归国的行动，抗议日本政府的“取缔规程”。十二月四日，首先罢学的是林伯渠所在的弘文学院。这所学院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他们分头写信给日本各地的中国留学生，敦促大家一致罢学归国，以存国格。第二天起来响应的是以秋瑾为首的东京近百名女留学生。秋瑾在青山女子实践学校肄业，为了坚持罢学归国，她动手殴打了学校翻译范源濂，并到处演说，痛斥日本政府的侵略和清廷的卖国，每每声泪俱下，感人至深。林伯渠对这位年龄比他大九岁的“鉴湖女侠”，十分敬佩。第三、四天，其他学校如经纬学堂、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法政大学、成城学校等也都相继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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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Ｉ978年版，第34页。

　　正当罢学归国浪潮迅猛发展的时候，十二月八日，忽然发生同盟会的著名革命宣传家、《警世钟》和《猛回头》的作者陈天华，在横滨大森湾投海自杀的事件。陈天华有感于祖国的积弱，又慨于日本报纸对国人的嘲讽侮辱，诚恐中国留日学生罢学归国行动不能一致，反招人耻笑，因此写下遗书，以死劝勉大家“力学爱国”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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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5页。

　　陈天华蹈海自尽，更加激发了中国留日学生罢学归国的决心。不到两个月，归国的达二千多人。当时东京中国留学生分成两派，一派力主罢学归国，在国内自行办学，宋教仁、田桐、胡瑛、秋瑾、刘道一、廖仲恺、姚宏业和林伯渠等属于这一派。他们组成各校中国留日学生联合会，处理一切罢学归国事宜，会长为胡瑛。联合会制定了四条自治规则，要求罢学学生遵守秩序，以免日警干涉，并派出纠察员持手枪、短刀看守各校校门，阻止中国留学生上学。另一派为胡汉民、汪精卫等，组织维持会，主张“忍辱负重”继续留在日本学习。他们被罢学归国派认为留恋个人官费，不顾公义。这派人数较少。两派在留日学生总会馆，争辩非常激烈。林伯渠与秋瑾、刘道一、姚宏业等于一九〇五年底相继回国。其后孙中山由美国来电，表示不赞成留日学生全体归国。原因是担心同盟会员回国后，有被清政府一网打尽的危险；同时也怕动摇刚在东京创刊的《民报》的基础。宋教仁、胡瑛等接到电报后，于是终止了集体罢学归国的行动。日本政府在各方压力之下，也对“取缔规程”的实施，作了让步。一些学业未完成的归国留学生，又陆续重返日本复学。

　　林伯渠已在弘文学院念完了师范科的课程。一九〇六年初，他被东京同盟会总部派往湖南长沙办理振楚学堂，兼在西路公学任职。这两家学堂都是革命党人用以掩护地下活动的机关。他负责与潜往桂林策动巡防营起义的黄兴及在湘西联络会党的谭人凤通讯联系，兼管《民报》的秘密发行工作。这时，湖南早期留日学生禹之谟和陈家鼎等已在长沙成立同盟会湖南分会，弘文学院的湖南同学仇鳌、赵缭等也以学校为据点，在湘阴和长沙开展革命活动。林伯渠分别与他们取得联系，在工作上互相呼应。这年春夏间，恰值长江中下游淫雨成灾，衡州、零陵、长沙、常德四府洪水淹死群众三、四万人，受灾者三、四十万人，灾情惨重，为二百多年来所未有，因此民情嗟怨，暗潮四伏，湖南革命烽火，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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