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传(6)

六

　　其时，中国留日学生已有几千人，多数荟集东京，品流很杂，有的是为升官发财来镀金买文凭的，有的是抱着救国救民的宏愿来勤学苦读的，有的是因从事革命，被清政府通缉亡命而来的；也有借名游学，日事玩乐吃喝的。中国留日学生大都进速成学校或普通科。林伯渠在这年夏初进入弘文学院就读师范科。

　　弘文学院是日本著名教育家、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于一九〇二年专为接待中国留学生创办的。院址在东京牛込区西五轩町，设有普通科和速成师范科，普通科三年毕业，教授中学课程；速成师范科肄业半年、八个月、一年或一年半不等。由于近年来中国留日学生人数猛增，弘文学院发展很快，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年间，在下谷、神田、巢鸭等地扩建了四所分校。林伯渠到校那年，弘文学院的中国留学生有六百零四人，其中湖南籍一百一十人。由于当时留日学生由各省保送，多为集体入学，乡党观念较深，学院亦往往以地名为班名，如称湖北普通班，湖南师范班等。陈独秀、黄兴和鲁迅都曾经在这所学院肄业。其时，日本的生活水平不高，物价较低。弘文学院每年收学费、食宿费三百日元。官费留学生每年可领官费四、五百日元，另有实验费和旅行费，一般说来生活还算是优裕的。师范科学习日语、修身、教育学、数学、理化、史地等科目。林伯渠在西路师范学过日语，对各门功课都有根底，因此在学习方面并不感繁难。中国留学生除了上课和复习外，课余时间大都用来跑留学生会馆，进书店，听讲演等。从一九〇三年起，各省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了好几种杂志，作为宣传革命的武器，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以及湖南留学生出版的《游学译编》月刊等。更早的第一批留日学生戢翼翚等，也在三年前组织了《译书汇编》社，从事翻译工作。他们相继翻译了欧美资产阶级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斯宾塞以及日本学者福泽谕吉等人关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哲学、历史等方面的大批名著，就地出版，广泛发行，使新来的留日学生林伯渠等大开眼界，耳目为之一新。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以半文半白的革新文体，宣扬君主立宪，批评时政，过去在国内，就对林伯渠起过颇大的影响。来到日本后，林伯渠在卢梭、孟德斯鸠等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和留日学生激进派的影响下，日益倾向革命。他听到黄兴与宋教仁常常谈起日本义士宫崎滔天夸奖广东有个孙文多次组织反清起义，是当代人杰，早就心仪其人。但是，在一九〇四年，对于满清王朝“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险恶用心，他还不是一下子就认识的；对能不能联合清廷共同抵御外国的侵略这一重大问题，他和陈天华同样，还是动摇模糊的。他在留学生中结识了大批革命志士，如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杨毓麟，刘道一、姚宏业、仇亮、田桐、程潜、程子楷、覃振、白逾桓、吴崑、以及秋瑾等①，都是在这期间认识或订交的。宋教仁自一九〇四年秋策动长沙起义失败后，于这年冬天逃到东京，不久即与陈天华等向湖南留日学生发动捐款，筹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宣传革命的阵地。林伯渠参与了捐款筹备工作。《二十世纪之支那》于一九〇五年六月创刊，只出了三期，便遭到日本政府封禁，其后移交给中国同盟会，改出《民报》作为该会的机关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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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杨毓麟、姚宏业、田桐、白逾桓，吴崑皆弘文学院学生；除田桐、白逾桓、秋瑾外，其余皆湖南人。

　　一九〇五年是亚洲政局风云谲变，国家多故的年代，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时期、建立新型政党的年代。打了一年半的日俄战争，经过这年五月间的对马海战，俄国太平洋舰队几至全军覆灭。在我国东北领土上作战的四十万俄军，也抵挡不住日本军队凌厉的攻势，节节败退。俄国不得不在美国的斡旋下向日本言和让步。但实际上丧权失地的，仍然是挂着“局外中立”招牌，颟顸无能的满清政府。在一些中国人看来，这次日俄战争，日本对俄国的胜利也就是君主立宪对君主专制的胜利，所以这次战后，中国的立宪派又活跃起来。

　　这年七月，孙中山由欧洲回到东京，经宫崎滔天的介绍，找到黄兴、宋教仁等，秘密商议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联合组织政党的问题。七月三十日在东京赤坂区召开同盟会的筹备会，商定这一革命新组织的会名为中国同盟会，推黄兴、陈天华、宋教仁、马君武等八人负责起草章程，并规定了入会仪式和誓词等。

　　林伯渠听到孙中山抵达东京组党的消息，心头有说不出的高兴。他早就渴望着有一天能够亲眼见到这位闻名已久的伟大人物。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东京中国留日学生和华侨决定于八月十三日下午在麴町区骏河台富士见楼举行欢迎孙文大会。林伯渠和弘文学院的中国学生满怀激情参加了这次大会。到会的群众达一千三百余人，远远超过了原定六百人的预计，把个小小的富士见楼挤得无插足之地。尽管这时天气炎热，汗流浃背，大家都不愿离开，以一睹孙中山的丰彩和亲聆他的言论为快。当孙中山缓步走上讲台时，周围掌声四起。孙中山首先叙述他的革命主张和经过，指出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大有一日千里之势”，“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如国人发奋自雄，不难“突驾日本”，“并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

　　最后，孙中山满怀激情地指出：“吾侪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皆羡慕此英雄用武之地，而不可得。我们生在中国，正是英雄用武之时。反都是沉沉默默，让异族儿据我上游，而不知利用此一片好山河，鼓吹民族主义，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以执全球的牛耳，实为可叹！”①

　　孙中山的演说给林伯渠印象最深刻的是：孙“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他为什么赞成民主共和，反对君主立宪。他说：‘铁路是好东西，但怎样成功的呢？英国开初试用木轨，用马拖车；后改铁轨，仍用畜力；最后，终于蒸汽机车实验成功了。政治的进步也与此相同，由皇帝专制，到君主立宪，终于民主共和。我们现在一开始就懂得了这个道理，为什么还要用畜力拖车呢！这岂不是最愚蠢的事吗！’”②

　　听了孙中山的演说，林伯渠“觉得很对”③，心中豁然开朗，一下子他就解决了长期以来蒙混不清的问题。他感到孙中山有一种宏伟的气魄，视野广阔，比同时代的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平时听陈天华称赞孙中山是“英雄中的英雄”，见章士钊《三十三年落花梦》（宫崎滔天著，即《孙中山传》）的译序中颂扬孙中山是“近今谈革命者之始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果然并非虚语。他拥护孙中山要救中国就必须革清朝君主专制的命的主张，决心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并要求参加他领导的革命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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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9页。
　　②《林老谈辛亥革命》。
　　③林伯渠与陈瑾昆教授谈话1946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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