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传(125)

一二五

　　在演习进行之中，刘伯承头戴军帽，腰扎皮带，在骄阳下正襟危坐，全神贯注在演习场上。当他看到有的学员穿着衬衣、戴着草帽，有的还把草帽拿在手里搧来搧去，不觉转身对陈毅喟然叹息道：“我们的干部现在养娇了，怕把脸子晒黑了嘛！”

　　演习胜利结束之后，举行了总结讲评大会。刘伯承作了总讲评。他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我们是江河进攻战斗的演习。我国地形是西面多山、东临大海，能成为交通障碍的大的河流，一般是自西向东入海。因此，在将来抵抗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江河战斗占着重要地位。我国历史上江河战斗的战例和经验是很多的。但是现代化、正规化诸兵种协同动作的江河战斗，还应在原有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学习，尤其是反抗现代装备的美帝国主义集团，我们更应在保卫国防任务上进行有的放矢的学习。这次渡淮河的战斗演习就是在这样一个想定之下进行的。

　　第二，我们是以现代各兵种协同动作进行帅的渡河进攻战斗的实兵演习。此次演习有步兵，有炮兵，有坦克，有水陆两用的汽车，有空军与空降部队，有工兵，还有火焰喷射器、烟幕，各种应用的制式的渡河器材，各种通信工具等。我们系用这些兵器在师的江河进攻战斗课题下，组织协同动作的实兵演习。现代诸兵种合同战斗就要靠诸兵种在一个共同目标之下一致努力，特别在它们协同动作之中各自发挥长处并获得其他兵种的帮助以弥补自己的缺点。例如各兵种协同动作先求得克服河川障碍，渡过河去再打击敌人。

　　此时敌人就容易乘我兵力在渡河中或分在两岸时的困难，施行反击。这样我们先头部队就要控制对岸登陆场，掩护着我们主力集结与组织另一个协同动作，继续进攻以突破敌人防御地带。这就显得战斗的计划性、组织性、准确性和纪律性特别重要。

　　第三，我们是以高级速成科为训练对象，组织战术的现地作业与实兵演习结合进行。高级速成科学员都是有丰富的战斗经验的高级干部，刚在教室与野外完成师一级战术的综合训练，现在又到此来作师渡河进攻的现地作业与实兵演习。其目的在组织与指挥各兵种渡河进攻的具体的、生动的协同动作，以使学员获得深切一致的战术见解。在现代战斗中如何组织各兵种协同动作构成顺畅的通信网，如何集中地面的与空中猛烈的火力射击必要之点，如何布置疏散的战斗队形，如何构筑掩护的工事，如何施行切合现地的伪装等必须学会。

　　陈毅也在大会上讲了话，高度评价了这次演习所取得的成绩。

　　临淮关演习，不仅演练了诸兵种的协同作战，也演练了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这突出表现在参加演习的部队在临淮关训练中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继承和发扬了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

　　临淮关所在的凤阳县，是全国闻名的花鼓之乡，也是历史上闻名的重灾区之一。黄河曾经从这里夺淮入海，造成淮河连年泛滥。解放初期，这里的农民依旧十分贫困。演习部队来到这里，看到群众住的是黑暗矮小的草房，铺的是破破烂烂的芦席，吃的是黍面粥加野菜，心里十分难受。刘伯承指示政治机关要及时搞好阶级教育，激发训练热情，并教育部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处处维护群众利益，做好群众工作。许多干部战士拿出衣服，捐出零用钱，节省出口粮支援群众，在训练之余帮助群众锄地、拾粪、收割麦子。演习结束后，刘伯承又指示一定做好善后工作，不能让群众利益受到一点损害。各个分队在驻地普遍召开村干部会、群众大会征求意见。对在演习中损害的庄稼认真进行丈量，照价赔偿。由于与群众关系密切，部队撤离时，群众敲锣打鼓，一直送出许多里地。

　　※第二十一章尊师重道

　　§第一节 “任”“教”并重

　　刘伯承常说：搞剧团要有梅兰芳那样的名演员，开医院要有手到病除的高明医生，办学校则要有一支精通业务的高水平的教员队伍。他把周密的计划、完善的教材、精通业务的高水平的教员队伍这三者，称作是学院教育训练工作的三要素。军事学院成立初期，教员非常缺乏。人民解放军的干部绝大部分出身于工农家庭，文化水平一般都比较低，而且长期处于革命战争艰难困苦的环境之中，没有进学校学习深造的机会。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给刘伯承从军队干部中选拔调用教员带来了很大困难。在困难面前，刘伯承坚持“任”、“教”并重的用人之道，不仅重选拔调任，更重训练培养。为了造就一支政治思想好、业务水平高的又红又专的教员队伍，他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耗费了无数心血和汗水。

　　军事学院担负训练任务的部、系和教授会的班底，主要是由华东军政大学和华北军政大学的一部分领导干部和教员组成的。这两所经过战火考验的学校，集中了一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其中一些人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理论水平与教学能力，可以胜任教员工作。但是，这部分人毕竟是为数不多，远远满足不了军事学院正规化教学的需要。于是，刘伯承请聂荣臻从全军范围内给他物色教员，并派人到北京、重庆、上海等地的部队中访贤问能，寻找合适的教员人眩这样做的结果，依然是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后，刘伯承断然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从做训练工作的干部和从军队院校毕业的学员中间，挑选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改任为教员；二是从地方大专院校招聘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到军事学院边工作边学习，培养作教员；三是从起义、投诚和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队的军官中，筛选政治表现好、有较高文化水平和军事学术素养的留用当教员。他决心以这三部分人为基础，立足于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培养造就军事学院的教员队伍。

　　对于从做训练工作改行当教员的人员，刘伯承严格要求，言传身带，手把手地教，放心大胆地使用。为了使他们尽快走上训练岗位，他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召开训练准备会的方法，把各教授会主任、副主任及一些准备作教员的训练工作干部组织起来，分类负责和集体讨论相结合，审查了教材，研究了4个科的教学计划，统一了一些重点军事课业的教授方法，还到野外进行了演习与想定作业的准备工作。

　　这次训练准备会是应急性的，很仓促。刘伯承风趣地说是“热锅炒，热锅卖，十天就出台。”但它为军事学院正式开学奠定了教学基矗1951年的暑假，刘伯承又主持召开了第二次训练准备会，研究高级兵团战术的基本部分——军进攻战术概则。南京是全国闻名的三大“火炉”之一，这时的气温高达40摄氏度。屋子里就象蒸笼一样，坐着不动，也会汗流浃背。

　　他带领大家冒着盛暑工作，讨论研究课目的理论与教授方法，并完成了10个想定作业、13个集团作业和两个军事导演，为高级速成科在10月份学习这门课程作了充分的准备。

　　开学之后，为了统一学术思想，了解各个教授会的学术水平和授课能力，刘伯承还对全院各教授会主任、副主任，各学员科主任及全体军事教员进行了一次诸兵种合成战斗概则的理论测验。测验分两次进行，第一次是进攻战斗概则。内容包括战术、炮兵、装甲兵、航空兵、工兵、通信、后勤和情报等7个部分。第二次是防御战斗概则。内容包括战术、炮兵、工兵、通信、情报和后勤等6个部分。他亲自主持了各教授会主任、副主任和各学员科主任的考试。考试时间前后达一个多月，参加人员共有200多人。

　　类似这样的训练准备会和对各教授会成员的考核，刘伯承前后主持举行了十多次，每次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以后，他把这种形式固定下来，并发展成为培训教员和考核选拔教员的一系列制度。

　　从1952年7月开始，刘伯承选拔任用教员的范围更宽了。这一年，军事学院高、上级速成科第一期学员毕业。刘伯承从中挑选了一批年龄结构、文化程度和理论水平都合适的留校任教。此后，这种做法逐步形成了制度。选留任教的学员绝大多数能服从革命需要，甘愿投身教育事业，边教边学，迅速成长为学院教员队伍中的中坚力量。但也有个别的不愿意当教员。主要是嫌工作繁琐，发展慢，不如在部队里当指挥员发号施令痛快，升迁快。一个原任师长的学员有军事地形学方面的特长，学院决定把他留下来当军事地形学教授会主任，但他坚决不同意。刘伯承亲自做工作，跟他反复讲明院校教育在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从事教育工作是十分神圣而光荣的。这位学员仍然不肯服从分配。刘伯承根据纪律条令的有关规定，把他关了“禁闭”，并给予了纪律处分。后来，这个学员在组织上的帮助下，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表示愿意接受分配。刘伯承得知后很高兴，风趣幽默地说：“说服说服，心悦诚服；如若不服，那就要‘阿弥陀佛’，绳之以纪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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