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花凋落第十一章女扒手的悲剧(14)

第十一章女扒手的悲剧(14)

　　公安处长的这个观点，与会侦察员中有人赞成，但更多的人却是提出异议，对“小龙”得手后这么长时间仍不越境赴苏向克格勃交差的意图表示怀疑。“小龙”已经得手，她还不走干么？难道身负其他使命？这不合间谍活动的规律，担任盗窃密件这样的重任的间谍，向来都是“一行不兼二差”的。对此，“吴派”观点者作出了解释：密件虽小，但毕竟无法通过我边境口岸的检查，所以，“小龙”只能携密件以非法形式出境。这就需要接应，而克格勃方面在交代任务时因不知窃取密件的确切时间，因此肯定得放一定的余量，把接应日期定在稍后的日子，“小龙”不走，就在等这个日期的到来。

　　如此解释，过于牵强，另一观点者马上指出：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那么吴处长前面的观点就立不住脚了，因为完全有可能“小龙”早已越境日苏联了。一时间，双方各不相让，争得不可开交。争了好一会，刘城副处长和吴荣德处长低声交换意见后，打招呼让大家都住口，请倪老师说几句开导开导。倪炯敏笑道：“这个问题我也在琢磨，初步想法是宜在邝裕祥的供词里找答案。大家可以再看看，邝裕样的供词笔录。”

　　于是暂时休会，一些人“自由活动”，一些人轮流阅读邝裕祥供词笔录。半小时后重新开会时，果然有个侦察员找到了答案：“‘小龙’还在国内的依据是她的脚扭伤了，难以进行非法越境。”

　　有人不以为然：“伤？伤到什么程度？一个多星期了还不能走路？她离开将军坟时不也是一个人上的车嘛！”

　　正当前面那位无言以对时，外面传来一阵摩托车引擎声，倪炯敏的助手小唐手持一个纸袋匆匆进来。倪炯敏问：“怎么样？”

　　小唐点头：“着了！”

　　“你给大伙儿说一下吧。”

　　小唐从纸袋里抽出两张X光胶片，对着墙上的日光灯高高举起：“倪老师让我去了医院，调来了‘小龙’受伤后拍的X光片子。

　　医生指出，她的左脚脚背的第一根骨头也就是大脚趾骨已经发生骨折，大家可以看一下片子。”’众人看着片子，议论纷纷，有人问这骨折意味着什么。小唐说：“医生说，通常说来，这样的骨折应当上石膏或者夹板，三个星期后方可拆除。在这期间，患者难以作较长距离——比如几公里——行走。”

　　这样，案情分析会对“小龙”还未离开中国这一点达成了一致意见。接下来，讨论另一个更具实质性内容的问题：“小龙”去何处了？

　　众侦察员七嘴八舌议下来，认为“小龙”潜伏在附近养伤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从邝裕祥的口供看来，这个“小龙’”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间都透出对中国社会情况的熟悉，所以估计她是不久前叛逃投苏的知识青年，她是知道中国“群众专政”的威力的，因此身负如此重案绝对不敢在附近城镇的旅馆下榻养伤。那么，会不会去了克格勃给她的“关系”处待一段时间？分析下来，也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因为通常说来，克格勃方面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预见到“小龙”在作案得手后会失足扭成骨折，所以不可能给她安排一个用于养伤的“关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由于中国公安机关防范成效极高，克格勃潜伏的“关系”无疑是极其有限的，那也就显得更为“宝贵”，他们不可能向“小龙”透露这么一个“关系”，因为“小龙”一旦失风被捕，那个“关系”也就完了。挨一箭失去两雕的傻事，克格勃不会干的。

　　这样，就只剩下一种可能：“小龙”自己找地方养伤。她会去哪里养伤？无非一是亲戚，二是朋友。为了查明“小龙”的亲友关系，首先必须弄清她是哪里人，亦即原籍是何处。为了弄清这一点，侦查指挥部决定突击提审邝裕祥，从邝的供词中寻找线索，作为破案的突破口。”

　　时间紧迫，破案心切，侦查指挥部对邝裕祥的审讯排出了强大的阵容，不但吴荣德、刘城、周晓良、李平等处、科头头亲自出马，还请倪炯敏带了两位助手临场坐阵。审讯室里摆上了当时属于比较罕见的磁带录音机，由专人负责操作。另外，还安排了三名记录员，要求记下邝裕祥所说的每一个字。

　　审讯从3月9日傍晚7时许开始，一直到午夜过后才结束。

　　出乎邝裕祥意外的是，从头到底的讯问都是在平和的气氛中进行的，这显然和进门伊始他所见到的为之吓得脸容失色的阵势不合拍，但显然使他明白了一点：寻查‘小龙”的去向乃是十分重要的当务之急，所以他苦思冥想，充分配合。据邝裕祥交代，他不知道也不敢打听‘小龙”是何处人氏、经历等等，对方同样也未打听他的这些情况，这是特工的基本纪律。“小龙”甚至连姓名也未透露，在公安处的临时户口申报单和医院的病卡上，她都让他写了“肖龙”——“小龙”的谐音。他们之间一起生活了半个来月，自然免不了要聊天，‘叫、龙”也从未失口说过是何处人氏。当然，“小龙”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半个月中总要显露出一些给邝裕祥留下印象的细节。这些细节经过侦察员的耐心启发诱导，一点一点地被邝裕祥回忆起来，说了出来——“小龙”说话用普通话，但是听上去不大标准，没有北方人那么流利、顺畅；用语似乎也不大规范，比如向邝裕祥打听曹秋林的年龄时，就用了“他几岁了”这样的提问方式。

　　“小龙”在饮食方面的特征：主食喜欢吃大米饭、粥及糯米糕团，菜肴方面嗜食水产品，不会吃辣，喜欢偏甜，烧红烧肉、鱼时一定要放糖。每天喝酒，喜欢喝绍兴黄酒，也能喝白酒，酒量很大，有一次喝了一瓶黄酒、半斤白酒也没什么，照样思路清晰，谈笑风生。

　　对上海比较熟悉，具体表现在：2月24日电视中播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上海的新闻时，她对迎宾车队途经的道路都能一一说出，如数家珍。电视中播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锦江饭店宴请尼克松一行的新闻时，她说过这样一段话：“上海的水质不行，60年代中期开始一天不如一天，以前苏州河和其他一些小河洪里还有鱼虾游游，现在早已绝迹了。这次尼克松访问上海一定从美国带来了饮用水。”同样的新闻，在播出北京和杭州的画面时，她没说什么。

　　3月10日凌晨，侦查指挥部随即开会分析邝裕祥的口供。刑侦科李平副科长是上海人，他根据“小龙”在诸方面所表现出的特证，认为她的原籍是上海，理由如下：第一，上海属于吴语地区，上海人说普通话时对卷舌音总是掌握不准，使人感到缺乏“北方味”，显得不顺畅。另外，上海人在打听他人年龄时有一个明显的习惯用语，即问“几岁了”，而不是“多大了”。第二，上海人嗜食大米、糯米，烧菜爱放糖。第三，上海人习惯喝黄酒。第四，只有五十年代在上海生活过的人，才知道当时苏州河及其他小河中的水质情况；也只有上海市区中的居民，才把“小河”称为“小河浜”、“河浜”。

　　李平的推理被大家一致认为合乎情理，这样，可以初步认定‘小龙”原籍是上海，原先的身份是上海知识青年。根据3月19日的案情分析所作的关于她在离开“先锋厂”后多半会潜回原籍养伤的结论，基本上可以认定“小龙”现在栖身上海。侦查指挥部当即拍板：速派一支由精干侦察员组成的侦缉小组，急赴上海缉拿“小龙”！”

　　1972年3月11日傍晚，由刘城、李平率领，倪炯敏随行的十人侦缉小组飞抵上海虹桥机常已经接到公安部通知让“全力协助”的上海市公安局派车把他们接往福州路市局机关。上海警方专为协办“2·28案件”而组建的一支由十六名资深侦察员组成的专案组已在那里等着，双方未及寒暄便开始通情况，谈构想，制订侦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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