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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女扒手的悲剧(13)


  1972年3月8日深夜,“先锋厂”公安处的两辆吉普车悄然驶至邝裕祥所住的楼下。侦察员叩门而入,向邝出示了由厂党委批准的《传讯通知》,把邝请上了汽车,直驶公安处。与此同时,对邝宅和研究所医务室的搜查也开始了。侦察员经过细致的搜索,抄到了他裕祥用于特务联络的密写药水、工具以及两本密码。此外,还查获了特嫌分子作案时所供的那个被误认为是“狗爪子”在曹秋林身边出现过的可疑人物的衣着特征正好相符。在绒线帽里发现女性长发一根,这为后来追踪、认定间谍案犯提供了铁证。侦察员把搜查结果报往侦查指挥部时,吴荣德、刘城以及倪炯敏的两位助手小金、小唐对邝裕祥的讯问正在进行。

  邝裕祥初时自然拒绝招供,一口咬定公安处抓错人,扬言要到北京国防科委去告状。待到侦察员把他自以为密藏得天衣无缝的密码等证据送进来时,这才傻了眼,接着就痛哭流涕,跪地不起,磕头如捣蒜。吴荣德没料到这个平时一向自视清高、自命不凡的高级知识分子竟会弄出这副腔调来,不禁看得怔了。片刻才回过神来,亲自下座上前把他扶起来,说:“老邝,你别这样,事情到了这地步,还是老老实实交代清楚为好。你那个‘外甥女’已经走了一个星期了,我们还得找她追回密件,你早一分钟交代,我们就早一分钟追回密件。否则,时间耽误了,出了更大的漏子,对你可是大大不利!”

  邝裕祥这才停止哭嚎,坐在椅子上,一边抽泣,一边抹着眼泪鼻涕,断断续续地作了交代——诚如倪炯敏所估计的,邝裕祥早在1958年7月间,就在陪苏联专家去北戴河休养时,被混迹其间的克格勃特工软硬兼施拉拢,答应为克格勃工作。那个披着“专家”外衣的克格勃特工利用平时和邝裕祥的接触,对其进行了收集情报、使用密写工具、联络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并给了一些钱。但是,并没有下达活动指令。1959年12月,专家组撤回了苏联。临行前,那个克格勃特工吩咐邝裕祥潜伏待命,伪装积极,取得信任,以便日后大展鸿图。邝裕祥具体做的事情,就是每隔三个月把自己的境况向澳门的伯父(他是一个本分的老中医)写信告知就可以了。

  从1960年3月开始,邝裕祥严格遵照指令执行,每季度向澳门伯父处写一封信。克格勃方面对他就像忘记了一样,从来不联络,也不下达活动指令以及发放特务经费。这种情况使邝裕样产生了一种“得以解脱”的想法。他的“下水”出于迫不得已,后来他曾为之懊悔不已,所以当克格勃那么长时间不理睬他时,他很是轻松了一阵。但这毕竟是暂时的,克格勃既然拉他“下水”了,自然不会轻易放弃,他们不过是在等待时机。

  到了1965年,邝裕祥被调来“先锋厂”后,马上就有密信寄来,命令他提供情报。“先锋厂”作为一家大型保密单位,自有许多保密措施,各部门之间处于完全独立、封闭状态。因此,纵使邝裕祥费尽心机,也只弄到了极小部分的情报。对于克格勃而言,这中间最有价值的一条情报,就是“先锋厂”研究所承担中国核试验基地部分项目的数据分析。克格勃曾在1968年下半年,接二连三发来密令,让邝裕祥摸清核基地和“先锋厂”之间的联络、接触过程。邝裕祥经过一番折腾,终于完成了任务,于1969年2月把这一至关重要的情报向克格勃提供了。

  从那时开始,邝裕祥就意识到克格勃要在核基地分析数据密件上动脑筋了。果然,1972年1月13日,邝裕祥接到克格勃以信件方式(密写)发来的指令,命其火速制定一份接待及协助特工窃取元月8日中国那颗氢弹爆炸后“先锋厂”研究所数据分析结论赛件的方案,在元月2O日前寄达贵阳市的一个地址,显然那里有克格勃特工在坐等(后来查明那是一家旅馆,信件插在门口任人自取,查当时所有旅客,未有收获,估计收信特工是上门去取的)。邝裕样不敢违驳,却又不希望克格勃真的作这起案件,以免殃祸自己。他反复动了脑筋,最后想出特工冒充其外甥女来探亲,然后去将军坟跟踪机要通讯员行窃的主意。邝裕样把信件寄出后,一直处于忐忑不安的状态中,暗中祈望克格勃放弃这次行动。不料,2月上旬他接到密令,称方案已获批准,让准备实施。邝裕祥无奈之下,只好把妻子打发去南京探亲,以便接待和协助派来的特工实施方案。

  2月13日,邝裕祥接到3号哨卡值班室的电话,说有人找他。

  邝速骑摩托车赶去,和冒充外甥女卞学君的那个女特工见了面,办了有关手续后,把她拉往家属区,在自己家里住了下来。那个女特工看上去大约二十二岁左右,女性中属于中高个子,黑黑的皮肤,长得倒还有几分姿色,人看上去很活络。她自称姓龙,让邝格样称她“小龙”。“小龙”向邝裕样交代了克格勃的指令:务必协助她窃取密件。

  当时,核基地的机要通讯员还未抵达“先锋厂”,作为研究所医务室主任的邝裕祥,甚至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来。但小龙说得很确凿:肯定会来“先锋厂”进行数据分析,这几项分析只有“先锋厂”能做,而且也只有这个时候能做。她说这是克格勃科学家经过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果然,两天后,曹秋林、曾厚望来了。小龙当即命令邝裕祥做两件事:一是打听密件送高“先锋厂”的时间。一是无论如何设法把两个机要通讯员中的一个留下来。对于邝裕祥来说,后一桩事很是勉为其难。他正犯愁的时候,从未来过西南地区的曾厚望突然水土不服而求医了,于是便有了两次使这个壮实的北方汉子病卧床榻的阴谋。邝裕祥生怕惹人怀疑,便自作聪明地冒出用诸慧丽的名字开处方的主意,想给以后一旦出现的调查留一个谜团。

  2月28日,小龙早早去了将军坟,待到曹秋林抵达汽车站后便挨上去作了案。她当时就溜回“先锋厂”家属区。换下了作案时穿的衣服,本来想马上离开的,但在急急忙忙返回的途中扭伤的脚开始肿胀疼痛了,难以行走。于是只得留了下来。次日,她接受邝裕祥的劝告,由邝带着去家属区医院治疗,但是拍过X光片子后,她却又改变了主意,坚持要走。邝裕祥便把她送往将军坟车站,看她乘坐的开往芙蓉溪的汽车离站了方才驾着摩托车返回。

  至此,“2·28案件”的案情已经完全明了。倪炯敏立刻挂通了北京的保密电话,向公安部汇报情况。鉴于该案性质已经起了变化,由最初判断的普通刑事案转为间谍案,所以他当即请示是否需要“走马换将”,调政治保卫线的专家来指导进行下一步侦查工作。

  公安部有关领导经过研究,决定仍由倪炯敏指导并协助侦查指挥部把“2·28案件”一查到底,抓获案犯,追回密件。

  1972年3月9日中午,“2·28案件”侦查指挥部召开案情分析会,研究那个自称“小龙”的克格勃女间谍的去向。

  会议开始时,倪炯敏公布了一个有关失窃密件自毁装置的秘密:据曾厚望在请示核试验基地获准后告知,曹秋林失窃的那份密件的外形如同一个西装皮夹,外用特殊材料密封,防水防火。内有一种自毁液体,当外面一被启封,自毁装置就自动开启,只要打开密封层,里面的密件上的文字、数据就会在瞬间被毁,密件就成为一份废纸。只有将密件放进特制的仪器中经过处理后,才能安全开启,获得密件上的内容。倪炯敏临末道:“作为克格勃这样的间谍机构,不会不懂得密件的自毁装置,所以,他们向‘小龙’下达任务时,一定会交代这一点。所以,‘小龙’窃得密件,并不意味着已经窃得了机密,只要她还没越境,密件就一定还完好无损。我们现在的思考聚焦点,是定在‘小龙’是否还在中国这一点上。”

  吴荣德说:“今天凌晨,我们已向全国各边境口岸发了紧急传真电报,要求协查自2月28日至今持合法证件出境的女青年中是否有形如‘小龙’的。至开会前五分钟,最后一份回电已经发来,各个口岸均未有这样的女青年出境。也未搜捡到状如密件的物体。

  因此,我想,那个‘小龙’一定还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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