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159)

一五九

　　1949年12月，蒋介石退台后，一切行动皆以争取美援为主，而素有“民主先生”之称的吴国桢向来与美国交好，故而他就成了“台湾省主席”的最佳人眩吴国桢对此曾大惑不解，婉言相拒：“陈诚将军不是做得很好吗？最好由俞大维担任。”蒋介石毫不隐讳地说：“你很恰当，我要你今后全力争取美援。”吴国桢上任“台湾省主席”后夺了陈诚之权，陈诚对吴耿耿于怀，吴国桢向蒋介石作了报告后坚请辞职，蒋介石对吴的辞职不予批准，并说：“辞修和你斗，你就和他斗，我支持你。”吴国桢听了蒋介石和他说的“贴心话”后，深受感动：“钧座惨受大陆失败之教训，已锐意改革，故敢冒死犯险，竭智尽忠，以图报效。”遂依旧做他的“台湾省主席”，幻想励精图治，挽救党国。

　　吴国桢一时虽受宠于蒋介石，为何又遭贬呢？原来，吴国桢虽讨好了老子，可他却得罪了儿子。

　　1948年8月，蒋经国奉父之命到上海打“老虎”，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一方面对蒋经国没有积极配合，抱着看热闹的态度对蒋经国之举袖手旁观；另一方面吴国桢的权力被蒋经国架空，他又很不买蒋经国的账，致使蒋经国对吴国桢早已心存芥蒂。

　　到了台湾以后，蒋经国独揽台湾岛的安全、情报和特务系统大权，尤其是就任“总统府资料组”组长后，更是发号施令，借故打击异己和政敌。吴国桢对此深为不满。1950年，蒋经国逮捕了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王哲甫，吴国桢认为蒋经国随意抓人，证据不足，不服人心。蒋介石的秘书告诉吴国桢，抓王哲甫是蒋介石的意思。吴国桢坚持认为：“大家都为蒋先生做事，上级命令，无违抗余地。但王案涉及到一个是非之争，是非是原则问题。

　　此刻台湾既风雷震荡，敌人伺机而动，政府标榜民主法治，焉能言行不一？”结果，蒋介石将王哲甫由死刑改判7年徒刑。但吴国桢与蒋氏父子的间隙却越来越大。

　　后来，蒋经国曾令全省特务以清查户口为名，一夜间逮捕398个人，其中19人仅有轻微的违警记录。吴国桢获息后出面干预，蒋经国方将这些人释放，避免了一次滥害无辜。事后，吴国侦对蒋介石进言：“非改革不可，任何机构不通过保安司令部，禁止随意抓人，逮捕后14天，一定要释放，或起诉。”蒋介石未置可否。

　　吴国桢与蒋经国的矛盾还涉及一个经费问题。国民党退台之初，“中央”与地方的一切开支均由省府开销，而省府应付这样大的开支，难免捉襟见肘。吴国桢作为“省府主席”曾向蒋介石进言：“国民党党费应不用国家经费而向党员筹募，且应鼓励反对党之成立，俾能奠定两党制度。”对于蒋经国领导的特务机关一些预算外的要求和请托，吴国侦往往不客气地予以婉拒。他曾悄悄对朋友说：“我只是采用消极行动，不发给经费，所以蒋经国恨死我了。”

　　吴国桢对蒋经国不俯首听命，早已被看成是蒋经国“登基”的障碍，而吴国桢竟还天真地向蒋介石进言：“如钧座原爱经国兄，是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忠言逆耳，蒋介石听后很是尴尬和气恼。遂产生了除掉吴的念头。

　　江南在《蒋经国传》中写道：“蒋先生器重吴显然事出有因。

　　但宠臣与爱子之间，有如鱼和熊掌，选择起来并不容易。（老蒋）派人向吴暗示只要愿意和经国合作，将以阁揆酬庸。吴坚持‘道不同不与为谋’的原则，断然挂冠。蒋氏父子见拉不过来，只有杀。而‘此后钧座对于经国兄更加信任，不独任其控制特务及军队，且使之操纵党部并主持青年团’。这使人们更加看清蒋介石‘爱权之心，胜于爱国；爱子之心，胜于爱民。’”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吴国桢的预料。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对台政策发生变化，蒋介石略微松了一口气，吴国桢的存在价值也大大降低，蒋氏父子遂对他突下狠手。吴国桢在《八十忆往》中讲述了如下一件事：1952年10月30日，蒋介石为过65寿诞，与宋美龄到台北郊外草山避寿，特邀吴国恢夫妇上山吃晚饭，并留他们过夜。第二天，吴氏夫妇要返回时，发现自己车子的驾驶员不见了，只得由蒋氏另派一名司机开车下山。那天该吴氏夫妇走运，正巧吴夫人肚子疼，开车不久就到一家饭店方便。等吴氏夫妇回到汽车旁时，发现司机脸都吓白了。原来驾驶员发现两只前轮的螺丝都被人拧掉了，如果不是吴夫人闹肚子，汽车爬坡或转弯时，车轮必飞脱出去，吴氏夫妇必将粉身碎骨。

　　吴氏夫妇死里逃生，深感惶恐。加之，吴国桢素与“行政院长”陈诚不合。他遂于1953年4月以“健康欠佳”为由，辞去“台湾省主席”一职，仍保留“行政院政务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常委身份，准备偕夫人赴美。5月24日，在宋美龄的周旋下，吴国桢夫妇离台。陈诚、蒋经国、蒋介石、宋美龄等五百余要人和亲友前往机场送行，盛况空前，破历史之记录。行前，吴国侦的好友张群赠送他曾国藩手书的对联一幅：“水宽山远烟霞回，天澹云闲今古同！”

　　江南在《蒋经国传》中述及吴国桢这次离台：“若非蒋夫人从中协助，在经国的阻挠下，绝无可能。然而，险象环生，请多插曲，先取得普通护照，第二天，外交部次长时昭瀛旋奉命收回，改发公务护照，吴最小的一个儿子吴修潢，时就读台北建国中学高二，不准偕行，在台北姨母家中寄居。79岁的老父吴经明先生，同时留台”。这样，吴国桢的父与子就双双留作“人质”了。

　　不料，吴国桢刚抵美不久，1954年1月，台湾就传出“吴国桢携资外逃”的流言。报刊推波助澜，接连发表社论，其中有《劝吴国桢从速回台湾》。吴国桢要求蒋介石：“转知政府对所传彻底查明，公布真相”，并作“辟谣启事”寄回台北的父亲联系报纸刊出，结果，吴老先生跑遍各报，无人敢登。吴国桢“含冤莫白”，1月29日，他在纽约《民声日报》以公开信形式辟谣：“桢之爱国，不敢后人。桢又何敢从个人一人或家着想？然而古语云：事有可行，有不可行；又云：合则留，不合则去；又云：忠臣去国，仍洁其名。桢恳贵报勿逼帧太甚，使桢不得不言所不愿言之言也。”

　　台湾当局见此，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其昀函告吴国桢：“前次总裁指示不必登报，纯出于爱护之意，以为此类无稽之谈，不必与之计较，今兄在纽约侨报既有公开信谈及此事，此间自亦无妨同时发表吧。”

　　不久，台湾《中央日报》刊登了吴的“辟谣启事”：“此次来美，曾经由行政院长陈院长批准，以私人所有台币向台湾银行购买美金五千元，作为旅费，此外未由政府或政府中之任何人员批准拨给分文公款，……为国服务三十余年，平生自爱，未曾贪污，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若尚存心混水摸鱼盗取公帑，实际自觉不挤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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