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158)

一五八

　　※第十二章　传子，还是传贤？

　　一、“弹丸江山父传子，可叹孤臣生非时”

　　蒋介石是一位深受中国传统帝王思想影响的统治者，有极浓厚的传子思想。为培养蒋经国接班，可谓煞费苦心。越级提拔，铲除异己，任用亲信，顺利接班。

　　1．呼之欲出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正式宣布恢复“中华民国总统”职务。蒋介石“名正言顺”地从幕后走到台前，继续苦心经营蒋氏父子偏安台岛的这台“双簧戏”。台前，蒋介石导演“终身总统”；台后，蒋介石在秘密部署“父业子继”。蒋经国则惟父命是从，步步高升，真是父“慈”子“孝”。

　　蒋介石重登宝座后，第一件事就是认真清理门户，将追随他逃到台湾的国民党诸元老，纷纷打入冷宫，把台湾搞成名副其实的蒋氏“独家经营”。

　　蒋介石为蒋经国加入权力中枢做了精心安排。首先，他让陈诚任“行政院长”，陈诚对自己既忠心耿耿，又无独立野心，还能帮助自己支持眼前的残局，当然也不会妨碍蒋经国地位的稳步上升。其次，他安排蒋经国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编阶为三星二级上将。此职务虽说不高，但权力却非常大，主管监督筹划情报业务，负责对大陆的特务派遣和指挥。

　　摇直上，最后竟爬至一级上将“参谋总长”的显赫之位；而不买账的“军统”后裔保密局局长毛人民则被架空，几近赋闲，时值壮年，竟抑郁而死。

　　蒋经国的官衔虽非至品，但实权却超越三军统帅，他深知自己资历甚浅，涉足政界，根基不够。因此，必须要培养自己的嫡系，网络自己的势力。

　　原来，蒋经国的班底有“两干一俄”。“两干”即指他担任赣南专员时的干部和“战干团”的学生，“一俄”指他留俄时的同学。

　　“两于”是他旧时的嫡系和亲信，大多位卑名微，在老将云集的台湾，这些人自然登不了大雅之堂，还得经过一定的培养和锻炼方可成器；“一俄”虽有一些干才，但真正效忠于他的也为数寥寥，只有严灵峰、王新衡等几个，更何况个别人还讨不到蒋介石的欢心。

　　经过一番筹划，1952年11月，蒋经国的“第三干”——政工干校在台北复兴岗正式开学。蒋经国的嫡系胡伟克、王永树、王升先后出任校长。蒋经国的意图在于把政工干校变为第二个“黄埔”，把复兴岗变为“龙飞之地”，干校学生就是“太子”门生，以后脱下军服就是他掌权的班底。学校标榜信仰伟大领袖蒋介石和“青年导师蒋经国”，“以培养笃信三民主义，服从最高领袖”的政工干部。

　　1950年7月，国民党开始了“改造运动”。蒋介石便委蒋经国担任“中央改造委员”，借此机会，蒋经国大刀阔斧，向把持党务多年的CC系开刀，最终，CC系头子陈立夫被逐到美国新泽西州去养鸡，一改旧时“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从而形成新的“蒋家天下蒋家党”，“太子系”势力急剧膨胀。1952年10月，在国民党“七大”上，蒋经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至此，由老子撑腰，蒋经国进入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中枢，而其爪牙、亲信则遍布各处，羽翼渐渐丰满。

　　1952年10月，“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宣告成立，蒋介石任团长，蒋经国任主任，蒋经国赣南带来的李焕、萧昌乐等亲信落脚此处。父子二人一唱一和，使“三青团”得以借尸还魂，成为蒋经国培植私人政治资本的工具。

　　在蒋介石的精心策划和鼎力支持下，蒋经国在党、政、军、青、特各条战线全面出击，相互渗透，短短几年内，一种新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太子系”逐渐成为台湾政坛最具潜力的政治集团，蒋经国也在国民党组织的最高权力阶层站稳了脚跟，一位令人瞩目的政治“新星”冉冉升起，新一代政治“强人”呼之欲出。

　　2．吴国桢被逼出走

　　对于蒋氏父子有背历史潮流的作为，许多人并不买账，指指点点。为使长子逐步接班，蒋介石不断清除异己，扫除障碍，为“太子登基”铺平道路，可谓用心良苦。在蒋经国的“接棒”之路中，打击最烈、轰动最大的是吴国核、孙立人两案。对此，美国纽约《中报》1988年4月17日发表了美籍华人叶一舟的一篇文章，题为《弹丸江山父传子，可叹孤臣生非时——吴国桢、孙立人在蒋家王朝中的悲剧命运》。文章评论说：“国民党退台之初，最具国际声望的文武官员吴国桢和孙立人，在‘侯门深似海’的中国官场上，首先充当了蒋氏父子权力重新组合的牺牲品。”

　　吴国桢，湖北建始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获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先后担任过南京政府的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上海特别市长，以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1949年12月，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

　　他是蒋介石眼中“红得发紫的人”，本来可以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但由于和蒋经国有过节，而最后导致流亡海外。

　　蒋介石器重吴国桢，是因为吴毕业于美国，和美国政界有相当的联系，向为美国人所欣赏，蒋介石也就“爱屋及乌”了。同时，蒋介石对吴国桢委以重任，也由于吴国桢从不结党营私，办事讲效率，令出必行，讲究法治，却也不失为一位“干才”。吴案发生后，曾任上海市参议会议长的潘公展回忆道：平心而论，吴国桢并不是一个庸才，他自有一套看家本领。他的漂亮的仪态，流利的演说，讲得一口很好的英语，十足一股洋派神气，以及按时到办公室（上海人叫写字间），见了什么人都飨上笑容，甚至和当时气焰很盛的闹学潮的学生，也表示着一种即使挨打也满不在乎的气度，的确使当时但现洋皮相的洋商和上海市民，仿佛都在想大上海何幸而得如此一位现代化的民主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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