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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


  2.按神的旨意行事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父母的言行是孩子第一任教师。由于父母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宋美龄的世界观当然是在家庭的熏陶下形成的。

  1934年3月,宋美龄在《美国论坛》杂志发表《我的宗教观》一文,就父母对她宗教观形成的影响作了一些叙述。她动情地写到:

  我而且多少带些怀疑心的。我常常想,所谓忠诚、信仰、不朽等等,不免有些近乎理想的。世上所看得见的东西,我才相信,否则我就不相信。别人承认的事情,我未必因而也加以承认。换句话说,适合我父亲的宗教,不一定能引动我。那只适口舌,宛如糖衣药丸的宗教,我并不信仰的。

  我知道我母亲的生活,与上帝非常接近。我认识我母亲的伟大。我在幼年时,对于母亲强迫我的宗教训练,多少有些不肯受命,但我相信这种训练,给我的影响很大。那时的家庭祈祷,往往使我厌倦,我就借口渴为推托,偷偷地溜到外面去,这常常使母亲烦恼。那时,我也像我的兄弟姐妹一样,必须常常上教堂去,而冗长的说教,使我觉得非常憎厌,可是今天想起来,这种常上教堂的习惯,养成了我作事的恒心,这真是深可感谢的训练。

  从上叙述中,可以看出,在宋美龄幼小的心灵中,父母就播下了宗教的种子,宋美龄长大后对此深表感激,足以证明她本人笃信不疑的态度。

  1955年,宋美龄为《读者文摘》撰写《祈祷的力量》一文,写道:

  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们自幼便去主日学校和教堂,每日举行家庭祈祷。我有时因为必须坐着听冗长无味的讲道而反抗,但幸而我在不自觉中吸收了基督教的思想。

  在母亲看来,祷告上帝不仅是请求他祝福她的子女,乃是等候他的旨意。对于她,宗教不是单行道。她按照他的箴言生活,公正行事,爱慈悲,谦单地与他同行。她常向我强调这一点:我们不应当要求上帝做任何可能伤害别人的事。她的去世对于她的子女是极惨重的打击,可是对于我的打击也许比较更重,因为我是她最小的女儿,曾十分依靠她而不自知。

  作为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既是多方面的,又是深层次的。倪桂珍对宋美龄的影响,在宗教观上根深蒂固。宗教,毫无疑问地对宋美龄的个性、人生、意志及价值取向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从日后宋美龄的谈话可以看出,她很喜欢引用《圣经》的话语作为观点,并时刻以此为训。

  就拿宋美龄的婚姻来说,宗教在这种婚姻成败上所表现出的力量的昭然若著。

  据载,蒋介石是在1922年参加一次宋子文的家庭晚会时,认识宋美龄的。5年后,天津《益世报》刊登上蒋介石写给宋美龄的“情书”,蒋在这封“情书”中说:

  金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为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个兄姐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金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囊日之育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宋美龄对蒋介石的求婚是同意的,但宋氏家族中唯有大姐宋蔼龄赞成小妹与蒋介石成婚。看问题很有长远眼光的宋蔼龄深信这桩婚事对宋家有利。在她看来,蒋介石不仅能官复原职,前途无量,而且与蒋介石联姻可以为宋家攫取更多的财富。

  可是,宋家除了宋蔼龄赞成这门亲事外,宋庆龄、宋子文都反对这门亲事。尤其是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坚决反对蒋介石成为自己的女婿,她有三条理由:一,蒋介石是个军人,而当时军人的社会地位在有教养的中国人眼里是极为低下的,倪老太太瞧不起蒋介石这样的职业军人。二,蒋介石有婚史,虽然这门婚事是在他15岁时由母亲包办的,实已离异,但社会上仍盛传着他同姚恰诚、陈浩如的排闻,倪老太太对此很不高兴。三,倪老太太坚决反对这门婚姻最重要的理由,蒋介石不是基督教徒。

  虽然宋美龄同意蒋介石结婚,但得不到母亲——倪老太太的同意并不能成婚。为了避免同蒋介石接触,倪老太太到日本度假,到长崎拜访朋友。

  1927年9月28日,蒋介石在张群等人的陪同下乘日轮“上海丸”东渡扶桑,并终于几经辗转在镰仓找到了宋母。

  对于满怀渴求的蒋介石拜见倪老太太的场面,当时的上海《晨报》是这样报道的:

  蒋介石于10月3日来晤太夫人,事前蒋系先致电,得大夫人的允可者。相晤时,太夫人正在室中研究新约圣经,盖大夫人系一极诚笃之基督教徒也。既见蒋,勉蒋为使徒保罗;蒋告太夫人,谓对基督之道,近日亦有信仰,并乞婚焉。时太夫人以蒋对于联姻之手续,既—一办妥,毫无其它问题杂处其间,遂允其请,许以女美龄妻之。

  美国女记者埃米莉·哈恩描述说:

  蒋介石提出他和太太离婚的证明,不过,仍然有宗教信仰的问题。宋太大问他是否愿意改信基督,很幸运的是,他的回答很令她高兴。他说,他愿意尝试;他愿意研究《圣经》和尽他最大的能力,不过,他不能答应什么时候会接受基督教。宋老大太的偏见开始动摇了,不久之后就宣布了婚约。

  宋美龄在与蒋介石谈婚论嫁时,曾提出,蒋介石必须信奉基督教,受洗礼成为基督徒。蒋介石对此欣然应允。蒋介石日后果然兑现了诺言。1930年在宋美龄的挽扶下,他走进了教堂,接受了人教礼仪。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张学良扣押,宋美龄到西安营救,当蒋介石看到宋美龄走进住处时,大声嚷叫道:“我知道你会来,今晨我念《旧约》,书上说,耶和华要做件祈事,他要打发一个女人去保护一个男人。”似乎他的信仰达到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境界。

  在蒋介石政府里头,乃至宋美龄生活圈子里,到处是和基督教有关的人,基督教不仅深深制约着蒋介石和宋美龄,也对国民党政府的决策起着一定的作用。

  对张学良的优待,某种角度说是宋美龄基督教的精神的一个体现,宋美龄身边的人认为,要不是宋美龄的坚持,张学良恐怕早就没命了。西安事变后,许多人为讨蒋介石欢心,要杀掉张学良为蒋泄愤。宋美龄始终反对他们对张学良动手,并且一再要求蒋介石要保证张学良的安全。

  是不是由于宋美龄的坚持,才保住了张学良的性命这很难考证。但是到台湾以后,宋美龄对张学良始终很客气,经常送些好吃的东西给他。虽然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了大半辈子,可他始终没有对蒋介石个人表示抱怨和非议,一则是不敢,二则可能对宋美龄不是那么敌视。张学良到台湾曾信奉耶稣基督,有人认为这也是宋美龄给张学良的影响,对西安事变的这一历史事件,在外界看来,宋美龄在张学良身上还是赋予了宽恕态度,这也许是引发张学良信仰基督教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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