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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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孔令侃为首的这批人认为，要在当时艰困的国际局势中求自保，只有配合美国在联合国的运筹帷幄，争取“一国两席”，以灵活态度，将“一国两席”作为台湾的最低利益底限，而不应采取全然放弃，以亲者痛、仇者快的方式完全退出联合国的消极动作。这一主张得到了除亲美派势力支持外，还得到了包括外放的“大使”、“公使”，以至低级“外交”职员的一致拥护，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总比下旗归台要强得多。但是，蒋介石和他的儿子蒋经国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对联合国问题，台湾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否则就是纵容姑息主义，就是与虎谋皮。为此，孔家和蒋介石父子的意见有着天壤之别，两边谈得很不投机，气氛也搞僵了，把宋美龄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最后只有听从丈夫的意见，夫妻一命，和中共“汉赋不两立”，并且以宣布“退出”联合国了事。

　　由于形势已很明朗，宋美龄想起了在1949年离开大陆之前，蒋介石转移政府财宝的预见能力，这时她又想起了转移另一种财宝，即“中华民国”自动撤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股份，总价值达5990万美元。在10月25日联合国进行决定性辨论的前一周，蒋介石下令提取所有的存款，以免落入新中国手中。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128个成员国对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案并同时撤销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席位”这一提案进行表决。76个联大成员国投了赞成票，35个国家对此投了反对票，17个国家弃权。国民党代表团不愿等待痛苦的结局所带来的污辱，根据宋美龄指示，他们在投票之前就提前离开了会场。

　　国民党代表团团长是蒋介石的“外交部长”周书楷，他在离开会场前说：“我愿意借此机会代表我国政府向几年来支持我们的友好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国政府将在今后几年里，进一步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我们将和那些与我们志同道合的政府一起，为实现联合国基于成立的最终目标而继续奋斗。”在蒋介石和宋美龄看来，提前离会使国民党当局保住了面子，并且能够宣布这是自己退出的，而非被联合国驱逐的。

　　10月27日，蒋介石发表了“为联合国通过非法决议告全国同胞书”，称“本届联合国大会，竟自毁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置公理、正义于不顾，可耻地向邪恶低头，卑怯地向暴力屈膝，则当年我国所参与艰辛缔造的联合国，今天也已成为罪恶的渊薮”，“对于本届大会所通过此次违反宪章规定的非法决议，决不承认其有任何效力”，同时又称“我们国家的命运不操在联合国，而操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对于主权的行使，决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扰。无论国际形势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将不惜任何牺牲，从事不屈不挠的奋斗，绝对不动摇，不妥协。”

　　宋美龄更是为多年以来苦心经营的台美关系付出的努力一夜之间付之东流而愤懑不已。她紧随其夫，发表了《不要说它，但是我们要说》的文章，宣称：“联合国一批会员国，乃可以听任感情的驱使……采取集体行动，再度嘲弄联合国，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极为成功地敲响了这个国际和平组织的丧钟”。联合国驱逐台湾之举使蒋氏夫妇愤怒到了极点，伤心到了极点，因而对联合国进行攻击、指责，同时安抚因驱台造成的动荡的民心。

　　然而事情并不仅仅如此，继联合国驱逐台湾之后，不幸的事情接连发生，几乎在一夜之间，有20多个国家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任“外交部长”的周书楷深感已无“外交”可言，而“外交部”也被人讥讽为“断交部”。1972年11月17日，倍受打击的宋美龄在第22届“国际青年世界大会”上，作了题为《反击当前道德的卑怯和不健全的思想》的致词，怨恨“过去的一年中，很多政府为自身短暂的便利，甘愿屈服，背弃了他们日常一再炫耀的道德原则”，断言“历史将会裁决他们的行为是否奸诈。”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标志中美关系正常化已迈出决定性的一步，随之而来的是中日关系正常化，台湾失去这两个老朋友，“外交”上元气大伤，日见孤立，已不是来美龄在口舌上可以判赢论输的了。

　　3．弹性、实质“外交”序幕

　　面对“外交”形势的严重逆转，为了维持生存和发展，宋美龄和蒋介石被迫采取应变的“外交”政策，确定了三点原则：即一是尽最大努力，维持与“友邦国家”的双边关系。二是运用各种力量，向多方面发展，建立实质性关系。三是始终不和任何共产党国家做任何接触。

　　在实质性关系方面，台湾当局意图通过与“邦交”国家的弹性经贸往来，保持与他国间的必要联系。在国际交往方面，欲维持在剩余国际组织机构和民间国际组织中的位置，与大陆抗衡。此外，还采取提供技术合作与参与国际文化体育交流的方式，争取建立“国际友谊”，并鼓动民间社团和个人从事“国民外交”，以求维持、争取台湾的“国际地位”。

　　这一时期，宋美龄备受打击的身心逐断好转过来。她对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心怀怨恨，觉得在维护台湾与美国的官方关系方面，她已无事可做，便开始把精力转移到经营实业方面来，争取以实业为手段，推动“民间外交”。她投资500万美元开发新墨西哥州的天然气，成为菲利浦石油公司的合伙人。1973年，投资创办休斯敦的魏斯兰石油公司及天然气公司。1974年，她组织了夏延石油公司，并控制了大信托公司、西部石油公司和阿托卡铝探公司。

　　在经历了对美外交，“联合国代表权保卫战”的风风雨雨之后，宋美龄又在新的战场上寻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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