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45)

四五

　　为了安抚一下这些政治上失势的党国元老，蒋介石又提名于右任、阎锡山、何应钦、张群等48人为中央评议委员。而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常务委员全是蒋氏父子的亲信。

　　在这一次重要的权力再分配中，何应钦确实被冷落在了一边。在蒋介石眼中，60多岁的何应钦，已是垂垂老矣！何应钦呢，他深知蒋介石的为人，受到冷落是意料中事，但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至此，何应钦渐渐远离了台湾政界的权力纷争。

　　虽远离了权力中心，但何应钦的反共热情却丝毫未减。朝鲜战争爆发后，为“联日反共”展开国民外交。1951年1月4日，何应钦偕夫人王文湘同行，一方面为夫人因患癌症赴日求医，一方面则以“私人资格访问日本朝野人士”。此行的目的，正如他在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的《韩国战局与远东形势》一文中所表露的：“远东问题的焦点，一是对日和约，一是台湾中国政府的地位，一是韩战战略的争执。”他希望日本尽快与台湾签订和平条约，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并在美国的支持下，拼凑“远东公约”，把朝鲜战争变成一场持久的有限战争，拖住新中国，搞垮新中国。

　　为拉拢日本，何应钦不惜出卖国格，向各方人士频送秋波。与侵华战犯，也是他的老朋友冈村宁茨的会面，就是颇为生动的一幕。1月16日，此时已是战友会副会长的前日本陆军大将冈村宁茨设宴款待何应钦，称赞何“多年的亲日态度，早为日本国民所周知”，是“对日本了解最深的人”。他历数何应钦是如何“爱护日本”，尤其是对蒋、何在日本战败后如何“以德报怨”而感激不已。冈村在致词中，说到激动处，竟至失声痛哭，涕泪滂沱；何应钦出老泪盈眶，作饮泣状。

　　当蒋介石正在寻求国际上的合作与支持的时候，何应钦像说客一样，游说日本，极力鼓吹和怂恿与日本右翼势力的合作，对蒋介石来说，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支持。在蒋看来，何虽无大用，倒也是丹心一掬，遂表示对何“面予嘉勉”。

　　1952年4月28日，日本政府同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中日双边和平条约”。何应钦出席了签字仪式，接见了日方首席代表河田烈，并与河田烈同游乌来风景。“和约”的签订，何应钦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何应钦所谓以“私人资格”进行的“国民外交”，为日后台湾的对外联系，创造了一种孤立状态下的新形式。

　　此后，加强台湾当局与日本政府之间的联系，一直是何应钦效忠蒋氏父子的一个重要内容。1952年7月29日，何应钦又联系“总统府”秘书长张群，约集了雷震、黄朝、邵毓麟等一帮人，成立了“中日文化经济协会”，起初担任常务理事，后当上会长，终其一生。

　　一番热热闹闹的访日、联日之后，何应钦便致力于“国民外交”的另一方面——“道德重整”运动了。

　　何应钦和“道德重整”运动的头面人物早有接触。早在1947年在联合国安理会军参团时，何就同简称为“MRA”的“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发生了联系，对其发起人弗兰克·卜克曼的“反共”主张也略知一二。但是，何当时更迷信的是武力在“反共”中的作用，真正矢志投身于这一运动，还是在1955年受到世界道德重整访问团访台的启发。道德重整基于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和仇视，借提倡道德来对付共产主义，这正中蒋介石下怀，在国民党改造完成后，蒋正希望借助“道德重整”和美国来增强台湾岛上“反共复国”的信心，所以何应钦顺水推舟。从此热衷于道德重整运动，并不断得到蒋的支持。这一运动的开展，也成了维系蒋、何之间关系的一根纽带。

　　为了紧跟蒋介石，何应钦采取的基本手法是“捧”。一年之中，每逢蒋介石的生日或“七七”、“九九”、“双十”等重要的纪念日，何应钦总要发表文章或讲话，“捧”上一番，以表心迹。看一下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何应钦在这些活动日的言论，其良苦用心便十分清楚了。

　　1952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66岁生日，何应钦立即发表《蒋总统的远见》一文，以示庆祝。文中，何吹嘘说，远见是一个领袖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而蒋的远见，又远非世界上一般政治家所能及。正是由于蒋凭其远见，看得准，把得稳，所以能决人所不敢决，忍人所不能忍，才把中华民国从灭亡的边缘上救出来。何应钦的这番话，多少有些言不由衷。蒋介石在大陆统治几十年，最后被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赶到了孤岛之上，走的是一条失败的道路，何来领袖的远见？如果说，蒋在逃到台湾后幸免彻底灭亡，得是得到地利和美国的帮助而已，又谈得上什么蒋的远见？显然，何应钦这是在不顾事实地吹捧了。

　　1953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67岁生日。何应钦又做起了纪念文章，这一次的题目是《总统的伟大人格——东征、北伐与抗敌》。何一古脑把国民革命军的东征、北代以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都归功于蒋介石的领导，以此来证明“蒋公的军事天才、政治远见，及其领导革命的卓越人格”。

　　这一年，蒋介石正在打击、排挤吴国桢，何应钦这一向蒋表忠心的举动，自然得到了蒋的欢心。

　　进入1954年5月，正值蒋介石就任第二届“总统”。于是，何应钦又做起了“捧”的文章，题目是《反共抗俄成功的保证》。“保证”在哪里呢？据何应钦说：“蒋总统对于任何艰巨使命，均具有成功的保证，而且—一实现了这些保证。”接下来，何应钦又是老生常谈。把东征、北伐和八年抗战这些胜利统统说成是由于有了蒋的“勇于负责贯彻任务之精神”。何应钦这里做的明显是应景文章。且不说这些战争胜利的原因应该如何分析，仅就抗战胜利后的国内战争而言，蒋介石败下阵来，其“保证”又到哪里去了呢？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何应钦避而不谈，却说什么“保证”云云，实在是自欺欺人。

　　以后，每当蒋介石生日之际，何应钦总要表示一番。1956年10月31日，蒋介石对大寿，何应钦在台北各报发表《总统在广州》一文，要“全国同胞，仰体总统蒋公的意旨，发挥他一贯的反共意志，……以成就来做我们祝福的礼品”。何应钦还亲率战略委员会全体顾问敬呈献词。

　　对于何应钦的这一番表示，蒋介石自然有着几分欢悦。何应钦虽然不能给他老蒋担起重担，倒也能在他的“反共”事业上敲几下边鼓。这鼓声虽不是很响亮，倒也是有比无好。所以，蒋介石一方面让何应钦在政治上仍保持着几项荣誉的荣冠，诸如“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台湾MRA联谊会负责人之类，生活上给予优厚的待遇，行动上则给予相当大的自由度。同时，蒋投之桃，报之以李。1959年3月，何应钦7O岁生日，蒋介石亲书“同舟共济”寿屏相赠，何应钦收到后禁不住热泪盈眶。1969年，何应钦80岁生日时，蒋介石以亲赠寿轴，蒋经国等一班人联名代表蒋介石书赠祝词，称何应钦在革命中“躬与其役”，“奇功屡建，贡献良多”，“上获总统之言依，下得部属之服膺”，极尽赞美之词。

　　何应钦除了不失时机地利用一些场合树立蒋介石的形象，在政治上紧跟蒋介石外，还高喊“反攻大陆”，极力反对、阻挠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尤其是日本与中国的交往使他极为愤慨。

　　何应钦在言行上确实博得了蒋介石的信任，他虽然已不是大权在握，活得倒也快活。风光。

　　蒋介石死后，何应钦把对蒋介石的愚忠转移到他的继承人小蒋身上。何应钦又变幻花样，发起“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运动”来效忠蒋经国，就像当年以“道德重整”效忠蒋介石一样，不遗余力。为了感激他对蒋氏父子的不二之心，何应钦90大寿时，蒋经国在“总统府”向何应钦颁赠了台湾当局的最高奖赏——国光勋章。授勋之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台北三军军官俱乐部为何应钦举行祝寿茶会。

　　这一天的军官俱乐部布置得富丽堂皇。进门处高悬着1927年9月龙潭战役胜利后，国民政府颁赠给何应钦的“捍卫党国”的奖额。奖额之上是仙鹤展翅及“万寿无疆”四个篆字；鲜花彩绸装饰一新的门墙一侧，立一高3米的寿星。参加祝寿活动的有蒋经国、前“总统”严家淦、“副总统”谢东闵、“行政院长”孙运璇、“资政”张群等台湾党、政、军要员千余人。何应钦身着四星一级上将戎装，如沐春风，满面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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