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凤凰(27)_秦德君

二七

　　当时，章伯钧为首的“第五党”（后改为农工民主党）、张君劢为首的“国社党”、曾琦、李璜为首的“青年党”、梁漱溟为首的“乡村教育改进社”、黄炎培为首的“职工教育改进社”、沈钧儒为首的“救国会”，在党的领导之下合组成为“民主政团同盟”，公推张澜为主席，后又改名为“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张澜是秦仲高的老师，秦仲文做旅长时又驻防在张澜的家乡四川顺庆，他们往还甚密。张澜介绍我加入“民盟”，任民盟中央的妇女运动委员。民盟组织部长原来是朱蕴山，后来改为周新民担任。

　　重庆有两个妇女组织，一个是宋美龄为首的“妇女指导委员会”，物质条件好，经济充裕，有很大的会所，有很多的工作人员，都是“夫人派”，俨然一大衙门；一个是邓颖超大姐为首的“中国妇女联谊会”，三十来个人签名发起的，开会只能临时借会场，但仍然举办了不少有意义的活动。我也是妇女联谊会的会员。

　　1940年，正当我的经济情况十分拈据时，适逢周恩来介绍苏联大使馆武官（后来是大使）罗申找郭春涛，请郭春涛帮助他了解中国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党派、各阶层的一些动态。罗申问郭春涛经济上有什么要求，郭春涛提出只需三个人（他自己、我和女儿秋燕）的生活费用，从此我在经济上才稍稍松了一口气。有时我也帮助郭春涛送材料到炮台街23号苏联大使馆罗申家里。1941年，春涛得悉，在奥国总理来访时，德国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透露，德国即将进攻苏联。春涛及时命我将这一信息通报给罗申。为了这一切，后来罗申曾送来一份由斯大林署名的致谢电报，对春涛给予国际反法西斯运动的支援表示感谢，称他为“卓越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周恩来与郭春涛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彼此相处很好。郭很爱戴周，对他言听计从，周也颇信任郭，所以工作起来，一直十分顺利。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为着团结国民党内外的进步人士，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春涛和王昆仑、许宝驹等18人在曹家巷陈铭枢的家里和韩家巷我的家里，轮流聚会，多次座谈，建立了“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后简称“小民革”），王炳南参加了筹备工作。日本投降后，蒋介石要发动内战，在新形势下，为了团结国民党各阶层人士反对蒋介石独裁，在“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基础上酝酿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徐冰参加了筹备工作。有一次在曾家岩50号“八路军办事处”（门前挂的“周公馆”招牌）开筹备会，柳亚子站起来严肃而激昂地说：“孙中山过去了，我柳亚子要坚决地领导国民党走以俄为师的道路，跟共产党走到底，不打倒背叛革命的蒋介石小朝廷誓不罢休。”

　　1941年开始的各种各样的民主座谈会中酝酿出来的“三民主义同志联谊会”筹备成熟了以后，于1945年10月28日在曾家岩“特园”开成立大会，到会的有（以签名为序）：陈铭枢、阎宝航、谭平山、潘震亚、王光钧、叶南帆、何公敢、王葆真、杨放、于振法、张秉义、杨维懋、梁蔼然、杨集贤、丁日初、余俊生、王昆仑、郭春涛、肖隽英、吴信达、于志疾。杜云芦、叶和中、董冰如、高启杰、范朴斋、陈伦、秦德君、张赫荪、董紫剑、吴茂荪、柳亚子、朱蕴山、高崇民、邹民初、孙荪荃、许宝驹、马寅初、杨杰等39人。选举陈铭枢为主席，郭春涛为秘书长。成立中央临时九人干事会（即委员会）和临时监察会，同时成立了组织、宣传、农工、青年、工商、文教、妇女、华侨8个委员会。重庆分会也相应建立。推定陈铭枢、谭平山、王昆仑、郭春涛、于振法、许宝驹、何公敢、柳亚子、朱蕴山9人为常务干事。我为中央五个常务监察之一，还参加了“中国革命史料编纂委员会”的筹备工作。“民联”将全国暂划为华北区和华南区，与广西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密切联系，并告以改名称的理由。推举李济深、何香凝、李任仁为华南区负责人。安徽、贵州、广西、甘肃、陕西、河南、河北、山东、江苏、湖北、湖南、浙江、福建、云南、四川、江西、东北、新加坡、吉隆坡、加拿大等地均有会员负责开展工作。

　　为推动抗日工作，“民联”又起草了《告美国人民书》。《反内战宣言》，提出了有关政治协商会议的主张，表明了成立全国各界反内战运动联合会的态度。派杨集贤、谭惕吾。叶和中、陈伦、甘祠森、何公敢、柳亚子、朱蕴山和我9人参加反内战筹备会，声援“一二·一”惨案中的昆明学生，发表致昆明全体教职员、学生函与重庆各报馆函，并发动会内外个人写信与捐款。

　　1948年，何香凝、李济深等在香港创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全国解放后，“民联”、“民革”就合二而一，成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是后来的事了。

　　记得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来和谈的时候，在曾家岩50号八路军办事处约见我们“中国妇联”的几十个人。毛主席一进门就和每一个女同志一一握手，握到李达夫人王会悟时，王就放声痛哭不已。毛主席说：“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就是在她的家里开的。”毛主席给我们指示谈话以后，就站在会场门前，又一一握手送别。我走在白薇背后，毛主席拉着白薇的手微笑着说：“白薇咧，蓝苹记挂你哪！”白薇、蓝苹就是30年代在上海戏剧舞台上轰动一时的“白色的蔷薇、蓝色的苹果”的一对名人。被接见回来以后，我就积极参加筹备组织中国妇女文化公司的事了。

　　三　妇女文化公司的风波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一面高唱和平经，一面磨刀霍霍，公然破坏与共产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全面内战，向解放区进行军事进攻。共产党领导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从此拉开了帷幕。为配合共产党的军事斗争，对于敌军的策反工作，也采取了积极行动的步骤。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清晨，我沐浴着温煦的阳光，首先把一件很重要的材料送到重庆炮台街22号信箱里，然后才到打铜街口福钰银行去开“中国妇女文化公司”的成立大会。这个文化公司是邓大姐领导的“中国妇女联谊会”文化组筹备起来，准备由重庆复员到上海时开展工作的机构。

　　我被推举为文化公司的总经理。郭春涛热情支持，帮助我创建这个文化事业。他从潘震亚、高崇民、陈铭枢、柳亚子等友人那里筹集了资金。我也从刘必珊等友人那里得到了一笔款项，并请郭沫若题了“中国妇女文化公司”的招牌字，准备带到上海去开办文化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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