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凤凰(26)_秦德君

二六

　　郭春涛原来在南岸老君洞进门的右手边租得一间半房，在大殿左边角落里有个独院，住着郭春涛的湖南同乡，号称为“神童”的沈曼若，他率领16位秘书在那里著书立说，恰好其中有间只能容一榻一人的小屋还空着，我就暂时租来住下，每天下山到海裳溪，再搭轮渡过江，找工找料修复被炸之房。郭春涛也热心地帮助觅工寻料，并在院内挖个防空洞，忙得不亦乐乎。

　　每天过江时必经储奇门码头，那里被炸被烧，两千多人横倒竖歪，陈尸江边。憔悴不成人形的死者家属在烟火中边哭边找自己的亲人。死者有缺腿断臂的，有失去下半截只存头胸连肚肠一摊的，睹此种种惨象，人们无不义愤填膺，痛骂日本帝国主义以及消极抗日的无能之徒。

　　由于人力物力等困难，我的房子只能部分修复，但还算宽敞，楼下开300多人的会议也能容下。于是由王炳南、郭春涛积极筹备的“东方文化协会”就以我家作会址，在我家门前挂上“东方文化协会”的牌子，我也从老君洞搬回来住了。协会由王炳南出面联系，请于右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为会长，郭春涛出面联系，请罩理鸣（国民党政府司法院副院长）为副会长，郭春涛、王炳南、秦德君、李俊龙、胡秋原为常务理事，郭春涛任常务理事兼秘书长。日本反战同盟的青山和夫、鹿地亘、绿川因子、池田幸子，台湾代表谢南光等也参加了筹备事宜，东方一些国家均有代表来。协会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沟通了各国的抗日信息，同时还研究分析日本大本营的动向，提供情报供各国参考。

　　在协会筹备之初，王炳南约我到“天林春”吃饺子，畅叙大革命高潮时期我们在西安的往事。故人重逢，倍感亲切，谈昔论今，感叹时事，不禁激起满腔革命热情。我慨然承担了东方文化协会所需的经费。协会工作繁忙时期，有工作人员二十几位，管吃管住，而无工资；工人四个，两男两女，管吃管住，还给工钱。春涛的表弟朱汉英是当时的驻会秘书。日常事务归我管。印度来的女政治家都弥亚新发表演讲，就是在我家举行的。越南胡志明派来的代表姓陈，个子矮小，大家叫他“小弟”，就住在我的家里，回国时把他仅有的手提皮箱留在我的家里，只身离去。箱内有一条薄薄的红色毛毯，我叫他带走，他说：“不，此去路途险阻，携带不便，我们后会有期。”他走后，我一直把他的小箱儿带在身边，在艰险困难时，就把它寄存在安全的人家里。全国解放后又带来北京，想碰上他，物归原主，不料一直不见他的踪影。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那小箱儿跟我一起遭了厄运，它从此无影无踪了。

　　东方文化协会的四个工人中，有位女青年是长征队伍过大渡河时掉队的女兵，她说她是泸县女中学生，偷跑出去参加红军，掉队后不敢回乡，而流离在外。她喜欢单独和我谈心，诉说她长征的经历。她的同伴中，做警察的很多，她说都是长征中掉队下来的，有人上庙出家当了和尚，有人改名换姓报考，当了警察。川流不息的警察来找她，惹得其他三个工人说长道短，也引起文化协会工作人员的顾虑。这件事我曾经告诉了邓颖超大姐。不久，不知道那女工有什么隐情，哭哭啼啼地走了。她的胸部竟有了奶汁。等到邓大姐来找她，她已不知去向。

　　凯旋桥下我的家作了“东方文化协会”会址后，九人小组就转移到杨虎、杨杰家轮流聚会，每星期一次例会。为了保密，仍然只有我一人进出照料一切。杨虎的家在重庆国府路范庄，杨杰的家在南岸新建别墅。

　　杨虎、杨杰、张澜、陈铭枢、章伯钧、姚觉五、郭春涛原都是反蒋家王朝的积极分子。杨虎原来是孙中山的贴身马弁，又是国民党第一艘兵舰肇和号的舰长，因打败背叛孙中山的陈炯明而立下功勋。他和国民党的海军陆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当时各地方军事头目都把他叫做“大哥”，他又是上海帮会头目，等于上海十里洋场的土皇帝。他颇器重郭春涛的才干，郭春涛按周恩来的指示，跟杨虎结拜为兄弟，推动杨虎做于革命有利的事。杨虎对郭春涛言听计从，亲如兄弟。为工作方便，郭春涛要我也叫杨虎为大哥。

　　东方文化协会成立之后发展很快，东方各国、各民族纷纷派代表来参加。

　　我曾将原来的想法向董老说过，我要把重庆和成都的家业交给党，我和女儿秋燕到延安去受锻炼，但后来遵从郭春涛和大家的意见改变为白区工作了。东方文化协会活动蒸蒸日上，但经济上的问题也客观存在，我力不从心。1940年，我想回成都去处理家业，变卖一笔款子作为经费来开展会务。

　　“皖南事变”发生了，蒋介石的特务横行，乱抓乱杀，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硬说东方文化协会是共产党的大本营，武装没收了我重庆的家，我沦为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后来，在南纪门韩家巷一个贫民窟里有个破院，把它租下来，修理以后，才又挂上“东方文化协会”的牌子，原来的工作人员都散了，只留下一个秘书杨少屏，办理善后，工人只留下一男一女。家中仍然是川流不息的客人来会谈。还有，从近郊、远郊进城来从事民主活动的人们，夜深了或下大雨必须留宿者就留在我家里。此时我正打算回成都处理家业。忽然重庆警备司令李翰丞请我去一趟。李翰丞把成都地方军头目潘文华通缉我的指令给我看，上面写道：“查民国甘三年朱、毛、萧、贺率红匪长征，经过西、秀、黔、彭时，剿赤司令官为女匪秦德君所惑，不肯清剿，致有今日之延安政府，危害民国。今王总司令已故，着将迁居重庆的女匪秦德君逮捕归案究办……”上面还提到要没收我的全部财产。李翰丞对我说：“当心呀，谨慎些！潘文华叫我把你押解到成都去查办。”后来李翰丞夫人洪双瑜也邀我到她的新居李子坝“翰苑”去，她既沉重又愤恨地对我说：“该千万割万刀杀的潘文华，他见翰丞没有逮捕你，便派暗杀队来重庆杀你。暗杀队就利用专车贩运鸦片，到了重庆浮图关，警备队把鸦片没收了，把暗杀队的人抓进监牢关起来了。翰丞为了保护你，和潘文华结了冤仇。秦参议，当心哪！可能还有花招咧！”

　　如今，我在重庆的家被没收，在成都的家又被掠去，临时在韩家巷贫民窟新建的家，只能容得下二十人左右开会座谈。经济来源日益枯竭。欲话说，破船也有三个钉，只好将一些破烂清点出来，能进拍卖行的就送交拍卖行，不能的就在韩家巷口马路边摆地摊卖。那时的困境，局外人是不得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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